《危城》：如果再强大的坏淫，也敌不过好人的套路
烂片的特质，总是预告片胜过正片。然而，《危城》并不是烂片。它只是野心太大，却表现平庸。
正片上映之前，片方出了两部先行版预告。第一部预告直接介绍片子最大的剧情冲突：“古天乐”杀了人，他老爸是军阀；“刘青云”坚持要法办，“吴京”说你这样全城人都会死光，呵呵你看着办。
这样的预告中规中矩，那么第二部预告片的风格才是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以每个主角个性化的台词，配上略带烂漫、喜剧的幽默背景音，预告一种注定惨烈的冲突，俨然一副逼格满满的样子：
“吴京”（霸气的）：我们就是法，放人！.
“刘青云”（无赖的）：你们能打来再说！
“古天乐”（奸笑的）：我要你亲手把我放出去！
“彭于晏”（浪荡的）：有些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不收费的。
“古天乐”（冷血的）：看得透是死，看不透也是死，杀人需要理由吗？
“彭于晏”（平淡的）：普城的老百姓太可怜了，明天应该都死光了，对吧？
看看预告2里精选的几句台词，内容不多，但却完美地暗示出情节冲突、人物性格甚至影片风格。本人也被预告的浓浓逼格吸引。
但是，看完正片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一个逼格：
关于开场，也就是第一位主角“彭于晏”的出场
开场，面馆，江疏影老师带着一群学生进去只点了一碗面。
——嗯，观众明白了：她很穷，却很有爱。
关门，几位大汉拔刀大吼打劫，馆内的人屁滚尿流的交钱。“彭于晏”还趴在桌上睡觉，若无其事。
——嗯，观众明白了：这绝逼是高手。
打劫的大汉对着“彭于晏”叫喊，没醒；再叫，还是没醒；一刀砸桌上，醒了。一言不合，用一连串的招式把几位大汉干倒在地，。
——嗯，果然如观众所料，真无聊。
开场的作用：简单表现人物性格，英雄救美，确立第一条人物（男女）关系。这是一个烂俗而模式化的桥段。
第二位主角“刘青云”出场
普城外大量难民涌入普城，城内的人民“强烈”反对，这是身为保卫团团长的“刘青云”出来，嗯哼两句大义凛然的话，城内的人立马大彻大悟无私奉献起来
——导演让群演在一分钟内领悟并践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群演就得在一分钟内领悟并践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然后一群恶徒也杀进城内，说是某个富人（忘了名字了，反正外表脑满肠肥，内心自私自利）的护院，“刘青云”让他们在名册上进行登记，恶徒们就是不答应，然后一言不合也干了起来。
——这里不强行干一架，没法表现出“刘青云”的正直和功夫绝技。
是夜，来到普城的江疏影找到同样来到普城的“彭于晏”，要他帮忙送学生去省城，“彭于晏”要她给一百大洋，她转身就走，又说“彭于晏”外冷心热是个好银。
——嗯，明明知道对方是个好人，最后又留信说愿以身相许替换那一百大洋。这不是侮辱好人么？为了突出这位老师的伟岸形象和强拉情感线，编剧真是烂熟段子信手拈来。
到这里，整整两个人物的出场和刻画，毫无新意，浪费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剧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
第三个主角出场
清晨，天刚破晓，“古天乐”驾马顺着大道慢悠悠进了城，慢悠悠来到江疏影表哥的面馆。表哥一边询问着“古天乐”的身份，一边大骂军阀。然后“古天乐”玩似的杀了表哥，杀了江疏影，杀了一个孩子。
——剧情冲突到这里，才真正开始。
“刘青云”扣押“古天乐”，“古天乐”的手下“吴京”强势出场，亮明身份，给“刘青云”一天时间放人，否则血洗全城。“刘青云”陷入两难困境。
——该交代的主角，自此基本讲述清楚；而故事的最大矛盾冲突，自此开始：
一、勇敢地选择正义，或懦弱地选择“自保”，是“刘青云”的难题。
二、袖手旁观，还是拔刀相助，是“彭于晏”的难题。
貌似正如预告中的一样，“刘青云”说：“你们能打来再说！”“刘青云”一开始选择执行正义，由此铺开更多的小冲突：
1.“吴京”派人救“古天乐”越狱。 （“刘青云”失去了一位保卫团战友）
2.城中的那位富财主设计劝“刘青云”放人，并企图杀之。 （“刘青云”失去了最得力、敬重的手下）
这两样冲突，使得许多善良的人死去，但都没能阻止“刘青云”改变意志，直到下面桥段的出现：
3.全城的百姓在广场上跪在“刘青云”的面前，哀声痛哭，请刘团长给百姓一条活路。“刘青云”万般无奈，只好辞职，将选择权交给普城百姓。 （“刘青云”“失去”了祖辈一直坚守的正义。）
这里是一个情绪的爆发点。那么，这条冲突线导演解决得如何？
差强人意！冲突、情感的处理虽说层层递进，但所有有一定电影观赏经验的人，都会觉得上述三种小冲突（桥段）似曾相识，并无新意。由此刻画出的人物同样也缺乏足够的感染力。
现在说说第二大主角的剧情线：
“彭于晏”的选择，留，还是离开？
导演如此安排：
1.“刘青云”的妻子袁泉，将江疏影的一封信交给“彭于晏”。信上内容大致：小女子并无上百大洋，但愿以身替之，只求大侠不吝侠义，出手相助，将几位孩子平安送达省城。
2.“彭于晏”找“刘青云”喝酒聊天，询问他的想法，刘青去说“自己做事凭良心”。
3.“吴京”是他师兄，“彭于晏”找到“吴京”， 漫不经心、似求非求 地跟“吴京”说闲话，如： “普城的老百姓太可怜了，明天应该都死光了，对吧？”
其间交待了“彭于晏”、“吴京”的以前的身份——镖局的保镖。护镖途中遇劫，得知自己护送的是一位抢民女的狗官，“彭于晏”意欲杀官，被“吴京”拦下，感叹有强权无公理，断刀离开，从此浪荡天涯。而狗官最后也灭了整个镖局。
4.“彭于晏”亲眼目睹“刘青云”在两难中无奈辞职。
这几段戏处理得同样层层深入，最后让“彭于晏”做出了“有些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不收费的”决定；但也同样处理得比较单薄，人物性格鲜明（浪荡、失意、侠义）却并不立体。
还有第三主角“古天乐”呢？
关于这个角色的处理，是最没啥可分析的。古从出场，到入狱、出狱，由始到终所表现出的，都是一副德性：杀人需要理由吗？不管一言不合，还是一言已合，都要拔枪射你、抽刀捅你。
导演想要象征化地塑造这个变态的人物形象，并不交待这个人物变态心理的成因和内涵，只作单一化地处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反派，手握强权，无理、凶残，是善良的对立面，扼杀着这个世界的正义。
冲突前期的铺垫、处理得模式化，当矛盾最后集中爆发的时候，往往显得乏力。
第二日清早，“刘青云”送走家人、保卫团团友，毅然决定赴死。于是，“古天乐”被放，“刘青云”被抓起来吊打，大量百姓惨遭屠杀……故事由此进入最大的情感低谷。
一抑必有一扬，于是送走的妻子、保卫团团友，送孩子去了省城的“彭于晏”，在激昂的音乐中返回，在山道上汇合 ，将与醒悟的愚民们完成一场“激动人心”的逆袭……
这尼玛满满的，全是旧套路啊！
看到这里，对最后的高潮戏基本没多少期待感了。最后，愚民们突然好勇敢、好机智地奋起反抗，好淫成功击败了坏淫的那一刻，这些都压根没多少快感好吧。
综观整部电影，简单概括就是：
强大的邪恶派逼迫百姓放弃正义，于是百姓好怕怕，主角却好勇敢坚定维护正义，然后事实证明主角正确，而愚民们在死了一大堆同胞后终于顿悟，决定团结一致，打倒了邪恶的坏淫。
看，这个世界的运作就是这么模式化、理想化。
其实，题材本身没错，很久没有看到这样题材（非主流）的电影了。上一部这样背景的类似西部片的算是《让子弹飞》么？
陈木胜能够在尽是无脑做作青春片暑期潮流中，给我等老影迷上线这样一部电影，完全是巨大的福利好吧。预告中自吹：开创类型新时代，只是这人物、桥段、冲突，全按套路来未免太骗人哪。
当然，全片虽然模式化，导演牛逼吹得过大，其中的一些打斗也可看看。观影不要带太多脑子和期待就行了。
《危城》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故事的发展伴随着恶人出笼，逐渐走向高潮。原本寄希望于妥协而维持荣华的刘老板，在饭桌上被刺倒下。妥协计划开始崩盘，原因在于你要跟对方讲道理，首先要明白对方是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伴随恶人出笼的还有压抑已久的恶意。军阀之子作为一个统治符号，借助军队这一统治工具开始肆意散播恶意，用暴力进行压迫，借强权维持统治。此时，正义的一方开始集结，加上刘扮演的团长一共7人，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导演有意为之，私以为是像黑泽明“豪勇七蛟龙”的致敬，也在暗示最后正义胜利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吴京扮演的上校，栖身于邪恶力量之下，和从属正义阵营的师弟彭于晏打斗，最后出于善念救其一命，殒命酒坛碎片之中。他的死可谓必然，按理，他归顺于军阀势力，理应份内保护少帅，但是少帅最后死于众人，如此失职必然导致自己丧命；单如果弃暗投明，其为虎作伥的黑历史又难容于正义阵营，因而从事后的发展看，上校实际将不容其中任何一方。一死了之，省却日后折磨，对其而言不失为一个善终。
刘青石的本人口述
我本名是刘英昌，台湾八堵人。日据时代，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后改名为台北工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讨论回大陆参加抗日的事。后经友人谢贤益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台北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谢娥。当时与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陈炳基、郭宗清（以后李登辉时代，当过台湾驻南美乌拉圭的大使）、黄雨生、傅赖会（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学，他的民族意识很强，后参加了地下党，被捕后在绿岛被关了15年）。谢娥劝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陆，但该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纪轻者被关了短暂时间即被释放，我和唐志堂、谢娥则被关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出来。台湾光复后，一些日据时代的老台共人士纷纷活跃起来。林日高、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谢雪红还有社会名流陈逸松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想用合法的形式团结台湾青年。谢娥和林日高劝我和唐志堂、李苍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我和唐随即参加了其中的社会服务股（组），陈逸松任主任，潘钦信任书记，林日高任组织股长，陈招治任妇女股股长。1946年12月14日台北声援涩谷事件乃1947年228事件的前兆。在该事件中，陈炳基写日文的宣传稿（中文稿由三青团新任股长庄某撰写），并发动大学生。我则负责发动中学生、青年团，并主持大会，带领游行队伍，声援活动搞了一整天，轰轰烈烈。其间，我们曾和蒋渭川联系，请他支持印刷纸张，事后才发现蒋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资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慕陶也埋伏在活动中来探虚实。之后，李友邦告诉我们张某已准备下手逮捕我们，我就借着我大哥刘英芳的生意关系，到上海来跑单帮，躲了起来。我在上海台湾同乡会见到吴克泰。当时，吴已参加了台湾地下党，应该会把我们这些积极活跃分子的情况向台湾地下党总负责人蔡孝干（本名蔡干，代名陈照实）报告。不久后，我在吴克泰的安排下见到蔡孝干，并在八堵入了地下党。入党时，口头说了就算数，没有签任何书面文件。在地下党里，我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与蔡孝干保持单线联系，负责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档案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工作。之后曾来发（中共新四军战士）帮忙过我与蔡之间的联系。1947年冬天，蔡孝干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田进添、卢哲德等地下党人也在那儿学习。当时，廖已公开搞台独，他需要有人帮他走私到日本。廖托我的堂哥刘新屋去找走私船（刘是地下党，当时已加入民盟，职业是记者）。刘告诉我这事，我转告蔡孝干，蔡让我假装是廖在台湾的幕僚，叫陈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触，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以后，我听说廖文毅找了一个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党人。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他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而流落大陆）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干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干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并担任经理。该金沙矿厂的党组织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苍降主持。这事在1954年9月田进添被捕后被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也有人牺牲了。1949年的夏天，经我介绍，蔡允准、刘英德（我四哥）、吴义雄入了党。在郭绣综（时任台北卫生局处长，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台大毕业，以后牺牲了）的监督下，成立三人特别小组，并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以为掩护（刘负责经营，吴当助理，我则负责保密）。刘英德及吴义雄对基隆到冲绳、日本、舟山的沈家门一带的走私路线很熟悉，而且人际关系不错，认得一些国民党的（军）人。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干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带着吴义雄装扮成罐头生意人，坐着渔船到了当时正面临解放军进攻的舟山。在沈家门港下船时，检查人员详细检查每一个旅客及其行李，情势非常紧张，而我用药水写的，装做是包装点心盒纸的文件在太阳的爆晒下，隐约现了形。我在情急之下请旁边的商人帮忙，我又上前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这样才化险为夷。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干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干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至于其它要求，刘晓说他不能决定。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听候指示。几天后，我到了现在的北京饭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台湾的解放成为可能；台湾地下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维护好社会治安；解放后，台湾的政治主要将由大陆去的同志来主持。或许当局事后觉得最后一条不合适，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会上没再提该条。离开北京后，我去天津找了潘汉年，他送我上船，经香港回到台湾。我告诉蔡这件事情的头尾，蔡参加过长征（内政部长），是延安干部，对此想必不满意。1950年秋天，蔡孝干让一个外号叫「美国林」（长得像西方人）的林秋兴，带着刘英德弄到的海图到香港交给组织。蔡不让我执行这个任务的说法是风声太紧，林的亲戚是宪兵，会保护林上船。结果，林被他的亲戚出卖，他一到码头就被捕了。这消息很快传到蔡孝干耳中，蔡立刻叫林的联系人郭绣综逃跑，也叫我赶快去香港，以后能回来就回来，不然就去找组织赴解放区。我在香港找到组织负责人万金光，以及台湾人林良材（也是地下党）。我在香港住了一个月，万叫我写封信给妻子，转给蔡孝干，内容是介绍朱湛之***去见他，目的是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系，希望日后有情况时，地下党可以有个接应，例如武器，弹药的夺取。信寄出不久，万就告诉我，台湾地下党发生了状况，以后我知道当时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被捕了（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后牺牲了）。张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组织很快即得知，而人在台湾的蔡孝干却不知情，他还让曾来发去找张志忠，带着我从上海带回来的款项，曾来发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陆人，她和吴石接触后，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图自杀未果，之后牺牲了。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1日12版）曾刊载朱湛之在南京的女儿，以及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共谱两岸万里寻骨灰的感人事迹。随着地下党的被破坏，吴石和他所联系策反，准备起义的七个中将都被枪决了。万金光叫我回台湾，在十天之内带蔡孝干离台。万说除了我，没有其它人可以完成这个危险任务。当时香港的党组织掌握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对付地下党组织和成员的名单，我将该名单背在脑子里回到台湾。我一回台就联系上蔡孝干，告诉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将要对付地下党的组织和成员。蔡要我准备离台，我也替蔡准备好隐藏的住处。我哥哥刘英德的朋友黄才在台北淡水河边开木材行，我看该处相当隐蔽并且四通八达，最合适有情况时脱逃。蔡把他的随身衣物放在该处，但并不住那儿，而是随处躲着。我另外又通过何荣全（早稻田大学毕业，住在罗东），找好走私船。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到了要离开的那一天，却久等不到蔡。后来才知道他已被捕了[注1]。蔡的被捕是因为他让他的小姨子找吴石的妻子，想办法离开台湾。特务对于吴石的妻子和这个年轻女子有往来感到怀疑，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当时我感到情况不对，海边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圆环附近的双连街去找刘英德的朋友谢新杰。我估计谢才入党不久，即使蔡被捕，他应该不至于马上有危险。哪知，我妻子一入屋，就见到特务在等着。谢本人不在，谢的妻子在。我装着不懂北京话，要谢的妻子翻译。特务用枪顶着我，我们只好老实地坐在屋内的床边。特务看了我的身份证，知道我就是他们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枪的子弹。我用日语同我妻子说，一有情况，她就将门打开，特务训斥我们不要说话。过一会儿，我说口渴，趁着谢妻端水挡住特务视线时，我一口气将特务压在地上，夺门而出。我一边跑，一边听着我太太被打的惨叫声。我跑入挤满人群的巷子里，见着人就说，后面有人要杀我。我最后跑到一个也是地下党的朋友傅赖会（台北工业学校的同学）家，他母亲让我躲到床底下，并故意走到屋外街边小水沟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务追上来，她就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但已跑往别处了。就这样，我躲过了特务。第二天，我透过姐姐的帮忙，借了矿工的衣服，打扮成矿工模样，坐火车到了瑞芳。我找到父亲的好朋友黄海树，经他帮忙，找到我母亲的远房侄子苏宗辉，由他带着我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得知刘英德、吴义雄、田进添、吴金堂（刘英德的同学，后期入党）也在逃，并且无处可躲。我就透过我姐姐把他们都找了过来，一起仰赖苏宗辉一家人的庇护。之后，我知道我妻子被捕了，还害我大哥刘英芳全家人都被关了起来。不久，我经姐姐的帮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经由电报暗语联系上了。我说我在台北他的母校的山上种地，老陈则住了院，一些人都去医院看他，暗示我在北部山上躲着，蔡孝干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林回复说，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四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个情势让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吴金堂说他妻子生活无出路，带着小孩在乞讨，想下山见家人。哪知，他下山后就去自首了。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没说出我的藏身处。特务机关就又叫我父亲和小弟来劝我下山，还吓唬他们说，如我不下山，一家人都会遭殃。以后，我到板桥找林日高问他该怎么办。（在228事件后，我曾多次和他有交往，我想他还是可信赖的。当时，他还有参议员身份，我回到大陆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他后来在1950年代牺牲了。）林日高对我说，他可以保证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并叫我继续跑，让特务们、军统、中统相互争功，等合适时机叫我出来时，我再出来。之后没几天，基隆地区遭戒严，情势紧张，林日高带着我去见蒋渭川（时任台湾内政部长，他事实上是中统的），没想到一到那儿，我就被捕了。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这样拖了一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共产党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干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仍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以后的22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七岁，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现在都已五十多岁了。1992 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操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但经过这些年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一些人怕见到我，一些人热衷于台独，他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台湾人都没有感情，下一代的变化就更大了。连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来大陆，他们说怕共产党。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干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注2]，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台湾作家吴浊流写过一部小说，说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是无花果。台湾的地下党隶属中共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人民一道轰轰烈烈地进行过斗争，但却像没有结果的花，不清不白，至今没有定论。很多是非无法求证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议，随着人事的逐渐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将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尤其现在国民党被台湾的选票给搞下台，国共也和解了，历史如此发展，出人意料之外。我参加地下党、反蒋是自愿的，之后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我受到牵连的家属、朋友，仍难免心酸。我一生参加革命，路是自己选的，只求对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组织，从不求任何地位财富。看到别人高升发达，我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为当年自己如何，今天就该如何，那就绝对会错位的。我常想念着牺牲的同志们，名利真不算什么呀！*注1：我以后知道，蔡这次虽然被捕，但他利用时机，在特务押他回住处取衣物时，逃跑成功。蔡以后是在埔里被捕的。蔡孝干被捕前（在我从香港回来之前）的住处没有定所，都是由张明显（新四军校官）经营的房子中介公司------华盛行给安排的。房子多半是装修好但尚未卖出的日式房子，房子卖出，他就换一个地方住。张明显是福州人，蔡曾介绍我和他认识，说如有经济问题，可以找他。张明显以后躲到埔里搞武装斗争，被山地人出卖，被捕牺牲了，具体情况无从得知。蔡会在埔里被捕，我估计是去找张明显的。蔡的妻子姓马，她是蔡赴台前，在上海登广告聘来的秘书。蔡被捕之前，说局势危险，托我将他的妻子送回上海，交给组织，让她回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几年前，听说马还在云南。蔡被捕叛变后，和他的小姨子结了婚，喜糖还送到狱中的难友手上，这当然是特务机关瓦解人心的做法。有关蔡为何先送太太回上海，他是否早与小姨子相好，一直都是谜。我个人怀疑蔡不逃离台湾，和这个小姨子有关。*注2：蔡被捕一个星期后就叛变了，供了组织的名单，地下党因而遭受灭顶之灾。最近台湾有来人说，蔡并没叛变，这是不可能的，蔡肯定是叛变了。只是世间的事往往很复杂，也不能一口咬定蔡什么都招了。就我所知，我去香港的事，以及我父亲在蔡最后面临被捕危险时，托人给他做假身份证的事，蔡就没说。
余则成的人物原型
“黎强就是现实版的余则成。”《红岩档案解密》主编厉华说。正是在这本书中，潜伏“中统”10年的特工黎强（原名李碧光）的传奇故事首次全面公开。黎强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得最高官阶的秘密特工。潜伏期间，其身份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极少数中央南方局领导知道。黎强女儿李女士日前接受记者专访。采访中，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5卷，书中有50页的篇幅详细记载着黎强的历史，许多细节与《潜伏》相符。与黎强对比：假装恋爱剧情：《潜伏》第2集中，刚刚潜伏进军统天津站的余则成，为了讨好上司，到汉奸穆连成家敛财。余则成在穆连成的撮合下，顺水推舟地和穆连成的侄女晚秋假装谈恋爱，但晚秋对余则成却是一片痴心。假装与友人姑姑恋爱1939年，黎强从延安被派回四川，寻找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偶然寄住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发现友人和两个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来往密切。黎强希望多住一段时间和两人套近乎，正好友人撮合黎强和其姑姑谈恋爱，他便顺水推舟假装答应下来，以此掩人耳目。其实，两人对彼此都没有感觉。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成功混入国民党前往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后，便和她断了联系。相似度：★★★★传递情报剧情：第2集中，余则成和他的上级秋掌柜接头时，是在秋掌柜经营的药铺中。第13集中，因为被控制，余则成无法把“不要和马太太见面”的信息传达给左蓝，于是把字条藏在茶叶罐的隔层中，并暗示翠平去取，尽快通知左蓝。茶馆接头情报卷成香烟黎强和接头人见面的地点一直都在成都的一个茶馆。黎强把情报用极小的字写在纸上，然后卷成“香烟”，在茶馆给接头人。这样即便有人盘查，也可把情报“抽掉”。有时，黎强也会把情报放进点心或者煮熟的鸡蛋里悄悄送出。相似度：★★★★★掩护身份剧情：《潜伏》第2集中，在军统天津站潜伏的余则成被站长要求把妻室接到天津，组织为他派来一名太太——共产党员翠平。随着剧情的发展，余则成和翠平之间也从工作关系逐渐变成了恋人。娶了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潜伏几年后，黎强逐渐当上了“省特会”的特务头目，组织希望他尽快成家，以利于隐蔽工作。起初，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地下党员和他结婚，但黎强不同意，他认为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太危险，容易暴露。1946年，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为深入潜伏做足了准备。妻子赵蜀芳是位单纯、善良的普通女性，对丈夫的事从不过问，言听计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丈夫是个共产党员。相似度：★★★机智救人剧情：第9集中，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潜伏时的第一个接头人——秋掌柜被马奎抓住。延安方面根据余则成提供的消息，抓住了潜伏在延安的特务“佛龛”，随后由左蓝出面，用“佛龛”换回了被军统抓住的秋掌柜。想法子释放被捕同志1946年，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认出，意外被捕。好在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黎强趁机动用各种关系，将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相似度：★★★★获取情报剧情：第29集中，余则成想尽办法拿到了国民党新的潜伏任务——“黄雀行动”中的特务名单，并偷偷用微型相机拍下名单上的人名，准备交给组织。用脑子记下叛徒名单1945年，黎强奉命从共产党叛徒叶申之手中获取中共秘密叛徒名单。1946年，叶申之已经完全把黎强当成“哥们”。在一次酒后，主动从保险柜拿出了“特情”材料炫耀起来，随后便呼呼大睡。黎强在极短的时间内，用脑子牢牢记住了所有信息，并紧急通知了接头人陈于彤。相似度：★★★★继续潜伏剧情：余则成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他和组织指派的“工作太太”晚秋，开始了另一段潜伏生活。台湾潜伏任务意外终止1949年，黎强出任国民党第45军312师副师长，预备跟随败军至台湾继续卧底，撤退时全师被俘，戏剧性回归。当时，黎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没人相信，被关数日后才托人将暗语致电党中央，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其送至北平。至此，黎强结束了长达10年的潜伏生涯。相似度：★★ 刘青石，被称为真实版“余则成”，是潜伏台湾时间最久，最后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
《潜伏》余则成结局是什么？
《潜伏》的结局是余则成又接到了中央委派的新的潜伏任务，余则成没有回到根据地。在《潜伏》最后的结局中，余则成靠着自己机智的办事能力最终得到了黄雀行动的真正人员名单，本来以为从此可以回到根据地。但这个时候吴站长出现并且告诉余则成要他一起去台湾，余则成慌乱之下把名单藏到了翠平用来放进条的鸡窝里面。余则成被吴站长强行带到机场之后，余则成苦于自己得到的情报没有办法转移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扮成仆人的翠平，在余则成的暗示之下翠平最终在鸡窝中找到了余则成弄来的情报，并且回到根据地交给了中央。回到根据地的翠平为余则成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为了保护余则成她选择了留在小镇上面等待余则成，余则成和翠平走失以后到处打听翠平的下落，但是最终没有音讯，这个时候余则成又接到了中央下达的新的潜伏任务。《潜伏》的故事情节：1945年初，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特工余则成跟随上级吕宗方潜入汪伪政府暗杀叛将。在吕宗方遭枪杀的情况下，余则成单枪匹马完成任务，自己也身负重伤，秘密养伤期间，余则成获知上级吕宗方和自己深受的女友左蓝都是共产党。根据吕宗方对余则成的评价，共产党欲吸收余则成，加之左蓝也衷心劝告，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余则成最终弃暗投明，受命留在军统，潜伏待命，代号峨眉峰。余则成因南京刺杀任务的成功受到嘉奖，被选调到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吴敬中撮合余则成与落魄富家女晚秋相好不成，遂要求他把夫人接来。由于意外，党组织临时安排了女游击队长翠平前来。打惯仗、又不识字的翠平不适应城市生活，也不理解地下工作的复杂性，闹出不少笑话，也多次把两人置于暴露的边缘，两人因此冲突不断。1946年1月，左蓝随中共代表团前来天津与国民党军调。情人相见，百感交集，余则成配合左蓝，多次化解了国民党对中共代表的刁难。但军统方面也启用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的“佛龛”调查左蓝和余则成的关系，行动科长马奎还抓捕了余则成的联络员秋掌柜。危险中的余则成利用特务陆桥山与马奎的争权夺利，设计将峨眉的帽子戴在了马奎头上。马奎被抓捕转运时逃脱，潜伏在延安的佛龛被挖出，与秋掌柜进行了交换。佛龛真名李涯，换回后进入天津军统站，他始终怀疑余则成，故意让余则成去劝降左蓝，其间却又安排马奎的老婆析电话给左蓝。在应对过程中，余则成和左蓝都留下了漏洞，为了不让余则成暴露，左蓝决定冒险赴约。心急如焚的余则成巧妙地通知翠平中途去拦截左蓝。不料寻仇的马奎半路杀出，与左蓝互射身亡。左蓝的牺牲让翠平看到了地下斗争的残酷，对余则成的潜伏工作多了一份理解。军统特务站内部几经争斗，陆桥山被迫调走，余则成晋升为天津站副站长，后来余则成又设计让翠平枪杀了陆桥山。昔日苦恋余则成不成的女孩晚秋嫁给了中统的情报贩子谢若林，就住到了余家隔壁，两个人给余则成夫妇都带来了大麻烦。谢若林通过一份情报推断出了翠平的真实身份并卖给了李涯，李涯派一个叫徐宝凤的女人伪装成共产党，获取了翠平的信任。余则成只好将计就计，秘密控制了徐宝凤，巧妙化解了危机。翠平为自己的轻信感到内疚。内战最后时刻，余则成把哮喘病的禁忌药物注射进国军将领钱斌的红酒里，成功阻止了他前去南京口述天津城防计划。余则成与翠平在相互配合和扶持中，感情日渐升温，终成正果。国民党作垂死挣扎，李涯负责战后特务潜伏计划——黄雀行动。暴露的翠平在撤离过程中被敌人发现，拉响了手雷。余则成强忍悲痛，历经千辛万苦拿到了黄雀行动名单。就在他要撤离的关口，站长却来接他去机场前往台湾，紧急之下，余把名单和结婚证等都放到翠平垒的鸡窝里。在机场，余则成在混乱的人群中意外地看到了幸免于难的翠平，用模仿鸡飞告诉了翠平情报所在。天津解放后，翠平生下了一个孩子，在山村里苦苦等待余则成的归来。身在台湾的余则成则与已成为地下党人的晚秋组成新的家庭，继续执行潜伏任务。
《潜伏》余则成的原型是谁?
余则成的原型是吴石、黎强、刘青石。余则成，30集谍战系列电视连续剧《潜伏》的男主角，由孙红雷塑造的经典形象。该人物出自龙一同名小说《潜伏》，人物原型是吴石、黎强、刘青石等人。任国民党军统局成员，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副站长。在《潜伏》热播后，余则成不仅仅成为我地下党的代表，更成为一切间谍（包括经济间谍，秘密获取情报人员等）的代称。人物身份背景余则成出生在冀北山区的普通农户家庭，心思缜密，重情重义，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加入军统青浦特训班后，选择了适合自己性格特点的电讯专业，加入重庆军统后并不认同上层的所作所为，本着良心不愿同流合污，多数时间应该是在打酱油，故而入职七八年后，还是一个从事电讯监听的外勤小角色，默默无闻，放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在感情方面，与美丽热情、知性善良的左蓝（我地下党成员）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两人在交往中各自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存在所谓的左蓝策反余则成。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余则成
“潜伏”中的余则成原型是谁？
余则成综合三个人的事迹而成，分别是：吴石、黎强、刘青石。1、吴石吴石（1894年—1950年6月10日），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州市仓山区螺洲乡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遇害。2、黎强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潜伏特务机关时用名李长亨；董必武为其在党内起化名黎强，意为“能力强”，后一直沿用。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部在内部的一份文件中号召党员向黎强同志学习。黎强于1999年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3、刘青石刘青石，本名刘英昌，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原型之一。1923 年生于台湾基隆一户普通人家，台北工业学校（现为台北科技大学）毕业。1947 年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担任地下交通员，直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指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冒着危险往返于台海之间，传递重要情报。1950 年因蔡孝乾叛变，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在墓地中潜伏4 年后于1954 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员。1956 年假意答应国民党去大陆做特务，返回大陆向组织说明情况。经过一年审查，被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劳动长达22年。扩展资料：“黎强就是现实版的余则成。”《红岩档案解密》主编厉华说。正是在这本书中，潜伏“中统”10年的特工黎强（原名李碧光）的传奇故事首次全面公开。黎强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得最高官阶的秘密特工。潜伏期间，其身份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极少数中央南方局领导知道。黎强女儿李女士日前接受记者专访。采访中，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5卷，书中有50页的篇幅详细记载着黎强的历史，许多细节与《潜伏》相符。第9集中，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潜伏时的第一个接头人——秋掌柜被马奎抓住。延安方面根据余则成提供的消息，抓住了潜伏在延安的特务“佛龛”，随后由左蓝出面，用“佛龛”换回了被军统抓住的秋掌柜。1946年，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认出，意外被捕。好在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黎强趁机动用各种关系，将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余则成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石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黎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青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