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级市委书记可以免去县级县委书记的职务吗
您好，地级市委书记不可以免去县级县委书记的职务，首先，这种职务是由国家确定的，这种情况下，市委书记也没有权利，所以您这边是不用担心的，如果谁滥用权利的话，都是可以进行举报的，希望能够帮到您【摘要】
地级市委书记可以免去县级县委书记的职务吗【提问】
您好，地级市委书记不可以免去县级县委书记的职务，首先，这种职务是由国家确定的，这种情况下，市委书记也没有权利，所以您这边是不用担心的，如果谁滥用权利的话，都是可以进行举报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回答】
市委书记可以领导市长吗？
市长，是近代一个城市最高职位官员的职称。在许多政府系统里，市长是由市民选出为一个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或为一个仪式的的职务。市长这个名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依据当地的法律有不同职责和权力，也因各个地方而有不同意义。市长是一个城市行政机关的首脑，职责是主持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不过地位在中共中央派驻的市委书记之下。（这是市长的权力）
市委书记，全称中国共产党市委员会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指中国共产党设在市一级的委员会（即市委）负责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分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种，所以市委书记的级别可以是正省（部）级（直辖市市委书记）、或副省（部）级（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或由所在省省委常委兼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或正厅（局）级（地级市市委书记）[1]
、或正县（处）级（县级市市委书记）。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实行党委负责制，所以市委书记是所在市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地位在市人大选出的市长之上。
市委书记的责任和权力：
一、负责所在市一级区域内的党务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二、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开展本地区党的建设工作，设立政法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部门分工负责。
三、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管理方面分工合作，与市长协调并进。
四、根据市委组织部的考察任命党委成员和其他相关的人事任免。
综上所述，市委书记的权力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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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复出，问责力度在哪
近来，被问责官员复出渐成舆情热点。因三鹿事件被免职的官员目前已悉数悄然复出，因吉林德惠大火被撤职的原德惠市市长刘长春也于今年6月4日复出，而原德惠市委书记张德祥则于今年4月低调复出。有统计显示，最近6年来的免职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
问题官员被免职时，往往十分高调，这也不难理解，不如此则不足以平息民愤、不足以体现严肃的问责。不过，与高调的问责相比，这些官员的复出则显得过于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很多时候，若不是媒体披露，公众很难洞悉全部实情。
免职官员复出并非完全不可以。根据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也即，只要不违反“一年禁用”的规定，遵循基本的规则和程序，似乎并无不可。
不过，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的问责与复出，往往演变成了一个与民众兜圈子的游戏。免职时，高高举起，而一旦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则很快就会悄然复出，问责云云，更像是用以搪塞公众舆论的权宜之计。此前，山西忻州因女儿吃空饷被免的县委书记，从免职到异地复出只隔两个月。
这样的免职后的复出，不仅民众不满意，也有悖于行政问责的本意。其一，“一年禁用”，并不意味着一年之后即用，更不意味着躲过风头就可以官复原职，或者异地任职。免职时固然要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而复出则同样应该格外慎重，不仅要有必要的程序，也要主动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其二，免职可能不像撤职那样具有惩罚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官员的施政行为威胁到公共利益时，免职同样适用于有过错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是否复出、什么时间复出、复出后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不能随意决策于密室之中，至少，应该综合考量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民众的评价。
特别是，这种免职后复出应该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推动，而不是完全依靠“长官意志”，抱有“避避风头”的心理。这些年来，民众广为诟病的是，诸多问题官员接受的问责，似乎只是“免职”，并无进一步的政治问责、法律问责，似乎只要暂时把这些官员头上的“帽子”摘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必须指出，问题官员受到免职的处分，既是对社会、对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交代，也是政府切实约束权力、提高施政质量的问责之举。对此，官员本身乃至地方政府理应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认真执行，岂能自作聪明地随意解读严肃的问责行为，并以“兜圈”试探公众的心理底线？
说到底，举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与官方的处分同步，民众对其也有自己的内心处分。无视这一点，风声紧了，就想着高调问责，平息舆论。一旦舆论暂息，即故态复萌，低调复出，未免太把党纪国法当儿戏。毕竟，官员职责在公共事务，理应主动承担责任。
三鹿事件官员复出 是否再任命应由群众决定
其实，吴显国的复出并非意外，因为在此之前，多名与三鹿事件有关的去职官员，已陆续复出任职。三鹿毒奶粉事件时，负有领导责任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复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 据说，河北省委领导对于社会舆论关注问题官员的复出，曾经表态称。“三鹿事件过去好几年了，一些同志受到处分，现在安排工作是正常的。”大致的理由是：党和国家任用干部程序严格，干部干得好时有褒奖，犯了错误按照党的纪律甚至国法处理。“任用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看一时一事，还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特点”。改革最终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大家有施展才能的舞台。 上述观点抽象的来看，不能说不对，可是如果拿来作为问题官员复出的理由，总觉得有点不对味道。用人的原则当然是有奖有惩，不过对于干部的奖励固然是要真奖励，惩罚也不应该是走过场。如果是此处免职，别处为官，那么这样的惩处又如何能够让问题官员真正反省，让其他干部引以为戒呢?罚当其责，犯了错误就应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又岂可以“任用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为由，对于自己的干部“溺爱护短”呢! 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所以党的干部，也就是国家干部。所以干部的任免绝不应该是党内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社会大众的事情。在人民主权已经成为世界性政治制度共识的大潮流下，我们的干部任免制度，也应该与世界接轨吧，不应该再是几个领导的宽大为怀，几句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的机会，就可以让问题官员官复原职的吧!只要看看，对于问题官员的复出，社会舆论所表现出的极大反感，就可以知道“走过场”式的官员问责制度，也许可以调动“广大官员的积极性”，但是绝无法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一旦我们的官场成了问题官员们“施展才能的舞台“，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能也就无从谈起了吧? 当然，我也不认为，犯了错误的官员就一定不能再使用，我要强调的是，官员的任免升迁，一定要让人民有知情权、有决定权，绝不应该是“体内循环“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