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指汉族人或者汉族政权由于长期受到异族的影响而在姓氏称呼、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生产模式、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与异族趋同的现象。
历史上汉族人曾经以屯兵、流亡等方式进入到胡人聚居区，比如古代的西域。当中原政权衰落后，留居当地的汉族人因为失去了中原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久而久之就融入到当地人中去，几代人之后，其族属也就自然成了异族。唐朝与阿拉伯争夺中亚，高仙芝战败，部分汉族士兵被俘虏到阿拉伯，但他们却把造纸术传播到西亚，这批汉族士兵的后代也就成了阿拉伯人。而胡化汉人中功勋最著者，乃是东魏的建立者、北齐的奠基人——高欢，其祖高谧曾为北魏侍御史，后因犯法举家徙于怀朔，此后三代遂世居于此。怀朔是鲜卑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高欢就生长在这里，史称他“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隋朝、唐朝、明朝都曾做过除胡化的努力。汉朝外长城驻地的汉军通过分析归化汉朝的匈奴向导和通边情地理晓匈奴语言的边疆汉人带来的情报，骑兵可以凭借机动性快速施行精准的捣巢行动，当时胡人和胡化汉人占当时封侯者三分之一，汉朝社会中胡姬更是不少。但是胡化者在唐朝是被歧视的，唐朝夷将就曾说过陛下用到我时就说我是卫霍在世，不用时就说我是胡虏贱种。口音胡化的慧能也是例子，直接不被当做汉人学什么佛啊。鲁迅曾反对这一现象。
历史上既有所谓的胡化汉人，从夏朝、春秋战国至明朝皆有大量汉人逃到蒙古高原、新疆、东北、朝鲜。元朝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蒙元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贵族的特权，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政策，使身为被征服者的汉人和南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原汉地出现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汉人"蒙古化"。汉人蒙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取蒙古名就是其中之一。清代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八旗汉军自编入旗籍始就不断"满化",他们摒弃汉姓，改从满姓；习"国语骑射";改从满俗。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些汉人在民族心态和政治立场上已经心向满人，并自称满族。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虓，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夏朝，少康中兴，封少子无余，号曰于越，（会稽山附近）祭祀大禹，建立越国，底层断发文身黑齿；商朝，夏后氏之子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匈奴是其苗裔；商朝，周太伯与弟仲雍让位于季历（文王之父），奔荆，称吴太伯，建立勾吴政权，断发文身凿齿；商末，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秦末汉初，燕国人卫满推翻箕子朝鲜，建立卫氏朝鲜，疆域远超箕子朝鲜；同时，箕淮南逃马韩；
其中向蛮荒之地 开疆扩土 建立政权的 例子，1、有些是上层贵族 裹挟 被统治者前来，2、（而在宗族自保为主要特征的古代汉族社会）也有不少是族长带领宗族老少，你说这种情况算不算是平民？所以一旦中国中原地区处于战乱、关中三辅尸横遍野。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时期，诸如交州牟子、张鲁治下人民（五斗米教众）、辽东管宁（及公孙度治下人民）、幽州鲜卑乌丸/雍凉羌氐混居的汉人（阎柔/鲜于辅/公孙瓒白马义从/董卓湟中义从/马腾等都是胡汉杂居的产物）、率族隐居的田畴、刘焉倚重的东州兵、徐州被曹操屠杀的男女百姓、扬州吴越依附宗帅祖郎严白虎的山越汉族百姓、汉初雍齿之后代叛乱大族雍闓（而高定、孟获皆疑似汉姓）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到不少平民的身影。
秦末汉初时就有不少战败的军阀投靠匈奴的，所以汉初刘邦要示弱，战国末年燕将卫满逃到朝鲜建立了卫满朝鲜。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
自耕农或穷人活不下去会首先选择给豪强当佃户，他们也很难逃亡到匈奴等地。能够顺利逃亡到匈奴等地的人，基本上只有具备物质基础的豪强地主才能做到。而豪强逃亡到匈奴等地的原因，自然是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比如袁绍入主河北后，很多豪强投奔到鲜卑，教会鲜卑人如何制造武器铠甲，以及学习文字。
五代时，因为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统治残暴，有不少汉民投靠契丹。红巾军、白莲教徒教蒙古兵法制造兵器，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件，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土木堡之变以后，蒙古军队那么长时间都没能再次围困明朝京师，而俺答汗为什么能轻易做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奔俺答汗的白莲教徒的帮助，这些白莲教徒不仅熟悉明朝北边的防线，且对用兵布阵也很有研究。此外，俺答汗让一些白莲教徒帮他制造攻城器械，这样便使得明朝北部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所以蒙古军队能够从容地进攻明朝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抢掠完毕之后再从容地回到蒙古。
对于这些白莲教徒，朝廷是极为憎恨的，且不说他们能够帮助俺答汗打仗；这些人也会在蒙古土地肥沃的地方耕地种粮，为蒙古军队提供粮食。为了抓捕这些白莲教徒，朝廷没少费心思，甚至冒险派士兵深入蒙古抓捕，但赵全、李自馨等白莲教头目都逃脱了。见到派兵捕杀不成，朝廷又悬重赏抓捕白莲教教首赵全等人的首级，赏格已达千两，另授予官职。同时，朝廷软硬兼施，希望这些白莲教徒能够主动投降，招降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毕竟当年一部分白莲教徒投奔蒙古是迫于明军的抓捕，既然宽恕了他们，那么他们自然愿意回来。然而一边是一些白莲教徒被招降归来，另一边却是一部分白莲教徒又投奔蒙古，这让明朝官员大惑不解，当时有人分析：“藉令郡县得人，轻徭薄赋，彼自乐归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为夷狄用乎。”可见，很多白莲教徒在明朝的管理下生存艰难，反而去蒙古能过得更好。明末也出现汉人逃亡女真的情况，汉人在东北耕种、当兵卒以及制作火枪、红衣大炮对付明朝。
大概是前35年，陈汤击杀郅支单于后——「虽远必诛」后——亲汉的前呼韩邪单于非常欢喜，他终于成为了匈奴唯一的单于。在上表贺功的同时，请求汉朝撤除长城的守军，从此南北一家，和汉元帝一起，搞搞东亚历史的终结。
汉廷也觉得这事很有意思，据说天子下朝议，群臣「皆以为便」。我们现在倒回去看，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天真，但当时的东亚帝国大概真的是认为自己已经快把科技树点满了，值得追求的是应天受命的新王实现禅让政治的太平世这个级别的。朝廷上只有郎中·侯应是边疆人，出面反对。他举了十条理由说明此案之不可行。让现在人来想，大概重点应该在其心必异、战略意义这些点上吧，当然，这些他也说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十条里有四条都在说：一旦放弃戍守，汉帝国的臣民会逃亡到匈奴方面：
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
这是说放弃戍守，边疆羁縻属汉的胡人部落（属国）会逃亡匈奴，这个不消多说。
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
这是说边疆军属良民贫困是普遍的现象，而他们没入匈奴的亲属的经济条件却好得多，值得投奔。
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
这是说边疆的奴隶会投奔匈奴获取自由。
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
所谓桀黠盗贼其实就是地方上与政权对抗的豪族势力，这是说边疆的有力豪强面对秦汉帝国的酷吏统治，也有深刻的动机北逃匈奴。
这是「晓习边事」的侯应对皇帝的直接报告。他认为在帝国边郡无论胡、汉，贫、富，自由、奴役，「亡出塞」都是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说「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汉帝国在长城的驻军，不光是防止从外侵内，至少有一半是为了防止由内逃外的。
尾声是汉元帝闻此奏后深以为然，命大臣拒绝了单于的请求。
汉书中就说，西域诸国的炼铁、凿井技术很多都是汉朝逃兵教的。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唐朝统一，中原战乱不断，汉人向塞外避乱流亡的一直很多。
根据日本的记载，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后代有人流亡日本，成为日本高桥氏之始祖。
到了明朝，因为明朝守边军待遇之恶劣低下，历代所罕见，九边重镇多次兵变，很多士兵出塞投奔蒙古。
除了士兵，还有平民，和明朝的汉人狗官“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比起来，蒙古可汗“岁种地不过粟一束，草束，别无差役”，农民负担要轻很多。俺答汗时候，还有大批白莲教徒为俺答汗出谋划策，攻打明朝边境。
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丢掉的河套地盘，渐渐地，到处都是投奔蒙古的汉族农民。到了大明灭亡的时候，张家口出塞，到后套，一路上到处都是汉族村庄。
其实古代农民生活条件很差，负担沉重，有机会经常想逃亡。类似的情况很多国家都有，为了逃避劳役赋税，朝鲜人逃亡女真，安南人逃亡真腊，俄罗斯人逃亡草原成了哥萨克。其他很多国家，那个是因为封建领主采邑制度成熟，镇压权力下放到村镇，农民想逃都逃不了，或者周围都是有主土地、沙漠、雨林，无处可逃。
古代平民所享有的物质文明，尤其是边缘地带的自耕民，未必就比未开垦地区优越多少。换句话说，逃入蛮夷地界，采用采集、游牧、或渔猎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不见得就恶化，甚至可能有所改善。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
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农村生活确实为第一代农民带来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较不需要担心野兽袭击、风吹雨淋，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其实弊大于利。现代社会繁荣富庶，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农业革命真是个美妙的进步。然而，我们不能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可能是1世纪汉代某个女孩因为家里的农作物歉收而饿死。她会不会说：“虽然我饿死了，但我知道在两千多年后，人类能够吃喝不尽，住在有空调的豪宅里，所以我的牺牲也都值得了？”
作者当然是危言耸听，但他详细列举了相对于采集或渔猎，从事农业带来的一系列苦楚，比如身体的磨损、营养来源的单调、冲突的加剧等等。这些却是真实存在的。更不必说还有土地兼并、马尔萨期陷阱这些大杀器了。
第二、采集、游牧或渔猎的生活方式，也有属于自己的文明体系。
除了物质生产，文明还包括社会组织方面，比如平等、安全，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所谓的蛮夷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价值观念。即使当时的汉人智识阶层，也是予以承认的。
再举一个例子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在他的笔记《五杂俎》里，这样记载
卷四·地部二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谢肇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还是一名资深官员，曾担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以及广西右布政使，对于民生，以及边界两旁“移民”的动向，应该有比较切身的观察。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农业文明依旧对周边的采集、游牧、渔猎文明有不可抗拒的优势和吸引力，尤其是它的组织能力、物资储蓄和文化传承能力，这些对于跨入工业文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亚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弃汉归胡、“文明倒退”，其实可以看作正常的人口流动，毕竟人是逐利的动物，如民间俚语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个强大的文明，当然有这样的自信。
但凡能在军事上征服古典帝国的游牧民族，至少也是游牧民族中的文明人，而且在组织、技术方面与定居帝国的差距并不大。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边缘民族”论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拉铁摩尔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能够壮大的游牧民族，发现但凡能崛起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都有一个特性，那就是要么靠近古代中国能最快吸收中国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要么直接为古代中国政府效力做雇佣兵。
匈奴能崛起，是因为其根据地阴山一带位于战国时代秦赵边境，秦灭六国时占据了赵国经营过的河套平原，同时吸收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受过中国军事变革洗礼的戎狄人。于游牧民族中，匈奴已经是最先进了。
比如匈奴之前，游牧文化要看中亚的斯基泰、游牧冶金技术要看阿尔泰山北麓的坚昆，然而等匈奴吸收了中原文化技术，就对其他游牧民族造成碾压优势了。而那些真正的野蛮人（比如被匈奴征服过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这些中除了丁零或许为铁勒祖先、鬲昆为坚昆外，其他的几个都不见了），史书上都懒得记载，直接被匈奴给吞并了。五胡十六国不用说，建立者都是处于汉文化边缘的雇佣军。柔然，建立者是北魏逃奴，列任可汗还有年号。突厥，曾在弱小时期移居平凉，后迁徙阿尔泰山称为柔然锻奴。回鹘，为唐朝服役超过了半个世纪。契丹，与唐朝或战或降数百年。蒙古，与金朝纠葛不清。满清，直接就是明军编外人员叛乱（明初女真首领的女儿是朱棣的后妃，亦失哈也有陪嫁入宫说）。
政权的胡化往往和族群的胡化密切相关，北齐政权即是此例。北齐奠基人高欢是胡化汉人，他娶鲜卑人娄昭君为妻，子孙也由此具有了鲜卑血统，其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后并未如隋文帝一般推行“去鲜卑化”，而是继续以偏袒鲜卑族等军事权贵作为巩固政权的方式，因此属于一个典型意义的胡化政权。胡化有深浅之分，一些政权虽然不属典型意义上的胡化，但因为其统治方式带有胡人的痕迹，或其统治者具有部分异族血统，因此有时也被认为存在着某种胡化的倾向，比如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但唐朝只是在文化上的影响而非政权上的胡化，在思想上认同上身份上统治者建立的还是汉人政权。历代捣巢名将皆是胡化汉人或有归化中原的胡人向导和通边情地理晓匈奴语言的边疆胡化汉人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