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佛像失窃流入韩国 韩法院：系韩国文物，不用还
据新华社报道，韩国大田市地方法院26日就日本失窃的“金铜观音坐像”案宣判，认可原告韩国忠清南道瑞山市浮石寺诉讼请求，判处韩国政府把暂时保存的这尊佛像转交浮石寺。韩联社报道，大田市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说，通过浮石寺呈交的日本倭寇豪夺证据等进行综合判断，“能够充分认定佛像属浮石寺所有”，“以不正常方式流入日本长崎县对马市观音寺”。大田市地方法院判定，“从历史、宗教价值考虑，（韩国政府）有义务将佛像交给其所有者浮石寺”。浮石寺方面说，金铜观音坐像1330年左右造于浮石寺，1370年前后被日本倭寇掳走。2012年10月，日本长崎县对马市海神神社和观音寺各失窃一尊佛像，随后3名韩国人因走私佛像罪名在韩国被逮捕，两尊佛像被韩当局没收。偷盗佛像的韩国人已在韩国受到刑事处罚。2015年7月，韩国将其中一尊“铜制如来立像”归还日本海神神社，另一尊观音像则由大田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保管至今。共同社称，佛像最快将于2月初移交浮石寺，韩方此次判决可能涉嫌将盗窃行为正当化，势必激发日本观音寺等方面的反抗，也可能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6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称会“要求韩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早日将佛像归还日本”。对这件事，如果这尊佛像真的是日本掠夺的，又被从日本偷回韩国，小编表示：呵呵哒，谁都不是好东西…
日本失窃佛像流入韩国是怎么回事？
韩国大田市地方法院26日就日本失窃的“金铜观音坐像”案宣判，认可原告韩国忠清南道瑞山市浮石寺诉讼请求，判处韩国政府把暂时保存的这尊佛像转交浮石寺。日本媒体认为，判决令失窃佛像返日更加困难，日本国内批判意见势必更加高涨，并可能使因“慰安妇”少女像恶化的日韩关系雪上加霜。韩联社报道，大田市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说，通过浮石寺呈交的日本倭寇豪夺证据等进行综合判断，“能够充分认定佛像属浮石寺所有”，“以不正常方式流入日本长崎县对马市观音寺”。大田市地方法院判定，“从历史、宗教价值考虑，（韩国政府）有义务将佛像交给其所有者浮石寺”。浮石寺方面说，金铜观音坐像1330年左右造于浮石寺，1370年前后被日本倭寇掳走。2012年10月，日本长崎县对马市海神神社和观音寺各失窃一尊佛像，随后3名韩国人因走私佛像罪名在韩国被逮捕，两尊佛像被韩当局没收。2015年7月，韩国将其中一尊“铜制如来立像”归还日本海神神社，另一尊观音像则由大田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保管至今。共同社称，佛像最快将于2月初移交浮石寺，韩方此次判决可能涉嫌将盗窃行为正当化，势必激发日本观音寺等方面的反抗，也可能对日韩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6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称会“要求韩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早日将佛像归还日本”。
请问去过新加坡观音庙的人，庙里的三尊佛像，除了中间是观音菩萨外，左右两位菩萨是谁？
只是这些菩萨是不用去考究是哪位了，你也不要去分了，当然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跟观音大士同等地位的如文殊普贤地藏等大菩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众多，观音大士是上首菩萨，所以在菩萨旁边协助菩萨的其他菩萨也会有的嗯，你是不认得观音旁边的其他菩萨是谁，要这样放于礼不合。我们虽然不知道菩萨旁边的两位菩萨是何名字，可以视作观音菩萨。善哉善哉，但也能确定他们是维护观音的
朱炳仁与陈巧生哪个厉害点
当然是朱炳仁大师了！
朱炳仁是中国铜雕领域界唯一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他为当代中国创立了十大铜建筑：雷峰塔、桂林铜塔、常州天宁宝塔、峨眉山金顶、杭州香积寺庙、大洪山金顶、灵隐铜殿等，是最具世界影响的艺术家之一。2000年被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二十一世纪封面人物》评语说：“铜雕艺术大师中，朱炳仁先生当之无愧为一代宗师。”
他独创的熔铜艺术开创了“熔现实主义”新流派，造就出的一种新的美学、视觉、艺术概念，是对世界已有的艺术流派的一种颠覆。他独具风采的诗书画印综合才艺，在国内外有很高评价，他还倾其所能、澄清心虑、规天矩地、以铜为精华创建了中国唯一一座江南铜屋即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
他的作品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组织部大楼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曼谷文化中心等等。拥有60项国家专利，出版一批理论著作，建立了中国国内唯一一套铜建筑艺术标准和体系。他的艺术创造不仅创立了中国铜雕艺术新的标竿，而且是达到了世界铜艺术的高峰。
而陈巧生先生只是制炉的大师。各方面的影响力远没有朱炳仁先生。
关于“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一案，你对该案件有何看法？
近日，历时多年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一案终于有了新的进展，“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的诞生地阳春村和东埔村，其村委会有权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对丢失的“章公祖师”进行跨境追索，要求文物的非法占有人返还流失的珍贵文物。“章公祖师”的俗名称作章七三，于北宋年间圆寂，圆寂后被后人塑成金身佛像，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两个村子共有的普照堂内进行供奉。但在20世纪90年代，被两地村民供奉百年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失窃了，村民迅速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15年3月，在匈牙利的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内展出了一尊肉身佛像，经过福建省文物部门鉴定，已初步确认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肉身坐佛”就是被盗窃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在相关部门对此提出异议后，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佛像持有者收藏家范奥维利姆撤展，村民对“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的回归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持有者范奥维利姆提出的条件村民无法接受。协商失败后，该案经过多次公开开庭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事实。法院认为：“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承载着当地众多村民的精神寄托，也只有回归佛像的诞生地，才能使得佛像发挥最大的效力，也能予以当地的信众以生命力。从法律角度来讲，“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的集体所有权可以受到法律保护；从情理角度出发，阳春村和东埔村作为“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诞生地，同时也是当地村民供奉多年的信仰，应当返还给信众村民。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该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该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现在国家对一些流落在海外文物的追求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有些流落在海外的文物陆陆续续回归中国。就像备受大家关注“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进行了宣判。判决被告：奥斯卡·凡·奥沃雷姆、设计及咨询私人有限公司、设计咨询奥斯卡凡·奥沃雷姆私人有限公司向原告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民委员会、大田县吴山乡东埔村民委员在30天内，返还这尊肉身佛像。这个地方是北宋章公祖师肉身佛像，肉身佛像在南方可以说比较多，原告认为这尊佛像原本属于他们所有，供奉在林氏宗祠谱大殿之内。没有想到1995年，这尊肉身佛像被盗走，并且被走私入境。案子在2015年12月11号，正式立案，并且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程序，成功向荷兰的被告方送达应诉材料。考虑到双方之间地理位置关系，经过一定时间持续谈判，分别于2018年7月26号，10月12号两次公开审理。法院综合各种证据，材料，认为这个章公祖师肉身佛像，在其诞生地，长期保存。承载着当地人们的一种精神依托，这种应该是集体所有传世文物，当地的村民，对于这个肉身的佛像集体所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返回给当地的村民。综合上述所有的证据，进行相关的判决。虽然这个案子已经作出判决，但是大家对于文物何时归还，迄今为止还是一个谜。因为案件进行一审判决，接下来被告方是否会进行上诉，值得大家进行讨论。还有被告何时归还，也是让大家值得推敲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案子能够顺利执行成功，中国能够通过民事司法渠道追索流失文物，开辟了新的途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对于中国的文物回归，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现实中有小说中的那种爱情吗?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小说，原本就是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某一种灵感。但是，小说毕竟不是现实，小说中的爱情写的再完美，在现实中也不会演绎出来。因为现实中的事情是多变的，也许你上一秒还是一个被捧在掌心里的公主，下一秒就会沦落为打工妹。没有人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小说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简述佛教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佛教发展了，也变质了。
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世界三大宗教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分为基督教，伊其斤兰教，佛教。
这三大宗教的信徒对他们的教主:耶稣，黑犬罕莫德，和释迦莫尼的定位是根据教主们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位教主是如何定位他们自己的。
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真理。
黑犬罕莫德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释迦莫尼: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我下面的分析是建立在这三个教主都没说谎，都是讲实话的基础上进行的。
1.三个教主不同的身份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黑犬罕莫德是安拉的先知，释迦莫尼是人。三个人，三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个是神，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人。
2.三个教主所言与真理的不同关系
耶稣是真理，是真理的本体。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三个人，与真理有着三个完全不同的关系:一个是真理的本体，一个是传授真理的对象或客体，一个是证悟真理的主体。
3. 从本体，客体，主体看可靠性
如果这三大宗教是一致的，不矛盾，也不冲突的话，那真是天下太平了。因为，有三个不同的身份的人，从他们与真理的不同关系来宣说，那就是很可靠和可信的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啊！
这三大宗教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致的，很矛盾，也很冲突的.那么面临这样的情况，究竟那个可靠呢？
我只想客观地来看看这个问题。
只要耶稣是讲实话，那么他说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就是真理，是与真理没有距离和误差的。那么他的话就是最可靠不过了。
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被传授而来的，是自称为天使长的传授给他的。我们是假定，黑犬罕莫德没有说谎，也是说实话，但这个假设并不能推出那自称为天使长的也没说谎。从这点看，他所传的可信不可信？对不对？就完全依赖于那给他传授的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讲实话了？
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从他个人证悟而来的，他是证悟的主体，而真理在他的证悟中是客体的身份。一个主体要了解和掌握客体，除非主体是站在比客体更高的位子上才有可能。好比，人能了解和掌握计算机，因人是比计算机高超的。但反过来，计算机就不可能了解和掌握人了。
所以，释迦莫尼能证悟真理的前提是，释迦莫尼要比真理高超，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证悟到真理。否则，他所证悟的就不可能是真理，若说他所证悟的真理是一点点或一部份，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有限的人，真理早已经存在了，究竟是何神所创造，究竟真理是谁，释迦莫尼仍没有向世人清晰解释。
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佛教的可靠性问题就可归于，释迦莫尼有没有比真理高超？
再谈：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三大宗教－－－－
先前我以三个教主都没说谎为前提来看三大宗教，但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改一下前提来看？一般情况下，若要说明我的前提不真的话，你至少要给出一个反例来推翻我的前提。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反例，我自己也没证据来说明他们说谎。从目前的材料，我相信三个教主都没有说谎。
但是，我们也不妨假设不同的前提，以此来反思一下。
对黑犬罕莫德，他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如果他说谎，你将无法解释可兰经的来历，因黑犬罕莫德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也不会写。我觉得是有一位自称为天使长的向他显现，教他读和写。否则，黑犬罕莫德没有能力写出可兰经。所以，黑犬罕莫德不大可能是在说谎.
对释迦莫尼，他说: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对他所说的这句话，不在于有没说谎，而是在于他证悟的究竟离实相多远多进？说没说谎，对释迦莫尼所说的话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从他离家寻道的动机来看，我不认为他有说谎的必要。佛经对他本身的记载来看，他并不是宇宙真理的创造者，更谈不上他是真理，他只是在寻找真理。
而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首先我们要知道，历史上的这位耶稣是被公认的，人类最高道德的典范.看看一些人对他的评价:
「我信主耶稣基督，他至善无比，他的教训乃是无上的圣道。」---富兰克林
「让思想文化继续发展下去，让自然科学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发展下去，让人类的才智任意发展下去，但总不可能超越基督的道德高原，正如在四福音中所闪耀的。」----歌德
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太·阿诺德(MatthewArnold)说：「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最高的道德水准。」
英国著名经验派哲学家洛克(Locke)说：「虽然许多人关于道德方面，写了许多书，但是终不及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道德观念的崇高。」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说：「福音书之纯洁高超，使我心折。」
举世闻名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说：「耶稣基督是最崇高之道德目标，是至圣至善的超人。」
上述名人都是独具双眼，严格治学的人，决不轻易颂扬一个人物。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评论，应具分量。
所以，倘若这位耶稣被发现说谎话，谁还会佩服他所说的甚麽伦理道德呢？谁会相信一个说谎话的人会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体系吗？
再来，耶稣的道德品格和他愿为宣称自己为神而死，令很多的人信服他不是在说谎。耶稣的谦卑无我的爱，他和群众充满智慧的交往，在当他被卖及钉十字架，承受极大的肉体及情绪压力时所表现的惊人自制及镇静，所有都指出他接触的是现实，表示他不可能是说谎者。
特别是从耶稣对于人类社会，有极深远，极巨大，难以估量的影响来看，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实话的话，那么你将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谎言如何可以这么深远地影响和造福人类？
而佛教却是少数贫穷、落后、愚昧人的个别人生追求、爱好和文化修养而已，究其科学性、生命本相等实质来追究，却已经是在时间岁月的冲刷中，在逐渐走向消亡的自然宗教产物。而对这样不是真理的产物，一个追求永生、解脱的人又怎么能盲目跟从呢？！
韩国佛教的特点
a．佛教
佛教于 2世纪(AD372)高句丽小兽林王时传入韩国，并相继对百济, 新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被联合国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佛国寺和石窟庵就是新罗佛教的艺术品。 佛教历史悠久, 对韩国文化影响重大。 至今，韩国国内还保存有众多建筑物, 雕塑, 绘画, 工艺品等种类多, 价值高的佛教遗产。
b．基督教
1882年同美国建交后，基督教传入韩国。 由于基督教与朝鲜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相互矛盾, 早期信徒们曾遭受到迫害。但基督教徒积极参加反殖民运动，而且教会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因此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现在韩国教会还在海外进行传教活动, 韩国国内约25%的韩国人信仰基督教。
c．天主教
最初是被作为西方学问，由朝鲜的明朝使臣介绍而传人韩国的,。 1784年他在北京受第一次洗礼, 回到韩国之后, 建立了天主教教堂。 当时虽受到残酷的迫害, 仍有许多人信仰天主教。现在天主教拥有200多万名信徒。
d．儒教
儒教强调”仁”的根本重要性 , 曾是古代韩国社会的共有思想。 儒教与韩国人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对韩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教是韩国的伦理体系, 也是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及国家法律不可缺少的因素。 曾是朝鲜时代主要思想的儒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实学。 儒教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这一点可以从众多的仪礼中得到证实。包括流传至今的意识(宗庙祭礼:在宗庙的王族祭礼; 释尊大祭:在成均馆为孔子和其理论及中国和韩国的圣贤而进行的祭礼)
e．巫俗信仰
韩国人的生活中浸透着多种巫俗习惯。 巫俗信仰自古就蕴藏于民间信仰间，与原始社会信奉上天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 韩国巫俗信仰的突出特点是用人与魂的沟通来解决人间的问题。 这可以从现在举行的各种仪式中看出来。
家庭生活
韩国的传统家庭通常是一家 3~4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族，因为喜欢家族人丁旺盛是当时韩国的风俗习惯。 但伴随着20世纪6、70年代产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及人口控制政策的确立，大家族式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到1980年，平均每户人家的子女数减少为1人或2人。 但重男轻女的思想至今仍有迹可寻，如长男为重、儿子为重。为了破除这种思想，政府立法规定男女在遗产继承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今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从大家族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单独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现在韩国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
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又二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是为韩国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至百济宣教，新罗则迟至五二八年始见佛教兴隆。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时，与当时半岛上原有之 习俗相融合，目的仅在祈福，此为初传时之相容时期。至六世纪初，名师辈出，如百济僧谦益求法印度，携回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译出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祖；时昙旭、惠仁等并着律疏三十六卷，皆奉藏于台耀殿。高句丽僧惠慈于推古天皇三年（595）至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惠聪后被推许为佛教栋梁。 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入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辈出如云，其中，圆光于南朝陈时来中国游学，精通涅盘、成实、摄论等学。元晓来唐未果，曾注释佛经八十一部，阐扬一乘圆教。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大力弘传华严宗。又慈藏曾与弟子僧实等十余人来唐，归国后，携回大藏经一部及诸幡幢、花盖等，王曾命于芬皇寺讲大乘论，其思想以律学及华严为主，曾建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圆测于十五岁来唐，曾参学各处高僧讲筵，专学唯识学，曾蒙唐太宗颁赐度牒。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至新罗统一时期（668～935），佛教已渐脱离中国，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教学。 诸宗之中，以禅宗传入较晚，却后来居上。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一名神行），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脉。信行之后，有道义者，曾来唐参谒智藏，并嗣其法，归国（821）后，欲兴南宗禅法而不果，遂于雪岳山隐居，后由再传弟子普照大兴其宗风。道义之同门洪陟，于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大兴禅法，是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之滥觞。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并无关联。九山者，实相山派、迦智山派、阇崛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师子山派、曦阳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此外，净土信仰亦颇盛行。西元九三五年，新罗为高丽所败，佛教亦出现另一崭新之面貌。 于高丽时代（935～1392），教宗与禅宗盛行，尤以禅宗，继新罗末期之教势而盛于高丽时代全期；华严宗与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续教脉。自大觉国师义天以后，成立天台宗，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甚钜。高丽时代之佛教，正值外敌侵入与国家混乱之难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克服此一情势，而有诸种法会、法席、道场、设斋等佛事之设置，此乃‘祈福禳灾，镇护邦国’之国家思想的形成。据东国通鉴等载，太祖即位（918）时，即设八关会、燃灯会；翌年将都城迁往开城，于建宫殿之同时，于京内创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 在位）于城南建大报恩寺为太祖追福。并设僧阶，定国师、王师之制；时毗卢遮那忏悔法、无遮水陆会、斋僧等佛事频繁。显宗（1010～1031 在位）时，为攘斥契丹之兵，而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藏之初雕版。于高宗（1214～1259 在位）时，因蒙古兵入侵，藏于符仁寺之初雕版全毁于战火。至西元一二五一年，经过多年之努力，再雕版大藏经始告完成，总计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移至海印寺收藏迄今。 高丽时代之高僧辈出，如早期之道诜、广学、大缘、法印、利严、庆甫、利让、璨幽、允多等，其中，利严为太祖之师，璨幽曾来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学，并得其心印，归国后，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赐‘证真大师’之号，并封为国师。此外，如智宗、道峰等，均曾来宋参学，受永明延寿之心印，归国后，活跃一时。举扬华严学之均如，颇受光宗崇信，尝致力于南岳智异山、北岳浮石寺等二派华严学之融合会通。 开立天台宗之大觉义天，为文宗之第四王子，十一岁出家，于灵通寺烂圆处得度，并修学华严教观。于宣宗二年（1085）来宋，归国时携回章疏等三千余卷，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并著有‘新集圆宗文类’等十余部三百余卷。 高丽时代之佛教，自天台宗立宗后，原来兴盛之禅宗（曹溪宗）逐渐衰颓，虽有坦然等高僧极力挽回禅宗之颓势，却一蹶不振，直至普照知讷时，始中兴禅宗，形成一新局面。 高丽时代之佛教，于王室及为政者之保护下得以成长兴盛，至西元一三九二年高丽灭亡，佛教亦随之呈现衰势。李朝建国后，强烈的兴儒排佛思潮，令佛教趋于抑压受难之时代。睿宗（1469 在位）曾订定度牒之制，员额为禅宗、教宗各三十名；此外又禁止寺刹之创建。其后之成宗（1470～1494 在位）、燕山君（1495～1505 在位）、中宗（1506～1544 在位）等诸帝皆采排佛政策。至明宗（1546～1567 在位）之初年，太后摄政，欲复兴佛教，故佛教一度显现再兴之机，然其后因明宗亲政，恢复兴儒排佛政策，佛教遂再陷颓败之势。惟此时期仍见高僧大德，如无准己和（1376～1433）撰‘显正论’以驳斥排佛论；西山休静（1520～1604）大振禅风，今韩国僧徒多属此法系。与休静法系抗礼者，有浮休善修（1543～1649）与碧岩觉性（1575～1660）之法系。另有晦庵定慧（1685～1741）著「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严应允（1703～1804）二人并称教禅两宗之大宗师。李朝末期，因诸师之努力，终于一八九五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之禁令，四年后，于京师创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朝鲜佛教乃得复苏。 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翌年发布‘朝鲜总督府寺刹令’及‘寺刹令施行规则’，而将教团分为三十本山（一九二四年加华严寺成为三十一本山），形成三十个教区。一九一二年将朝鲜佛教称‘禅教两宗’，并以觉皇寺为中央教堂，而设置三十本山会议所。三十本山则各制定寺法，后因反对教团被总督府监督，乃于一九二一年召开全国僧侣大会，决议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总务院’，以统辖全国寺刹；翌年反对派亦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教务院’。一九二五年两院达成协议，合并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以为中央统一之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三十一本山。其后将宗名改为‘曹溪宗’，并建立太古寺作为其总本山。 此外，圆佛教为新兴于本世纪初之佛教宗派，创教者少太山（1891～1943）以修行门（真空妙有）与信仰门（因果报应）为基本教义，立精神修养、事理研究、作业取舍等三学，以教化信徒，并创立圆光大学培育人才，教势颇盛。 于佛教教育方面，一九○六年于元兴寺创建‘明进学校’以为僧侣之教育机构，该校后来改组为‘佛教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中央总务院于汉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为培养教界人才之学林，以修身、宗乘、余乘、宗教学、布教法，及哲学、理、数、史、地等一般学科教育青年僧侣。同时在地方亦以寺院为中心而成立地方学林。然因中央学林曾为韩国独立运动之根据地，故于一九二二年遭废止。其后屡经变迁，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国大学。 佛教之教育机构除上述之外，尚有中央僧伽大学，及附设于寺院之讲院等。其中，东国大学及圆光大学成为韩国佛教研究之二大中心，并产生诸多杰出学者。佛教期刊、学报方面，自一九一○年发行佛教杂志‘圆宗’后，陆续有朝鲜佛教月报、海东佛报、佛教振兴会月报、朝鲜佛教界、佛教、佛教学报、韩国佛教学、韩国宗教、圆佛教思想等刊行。 现代韩国佛教分为十八宗派，其中，以曹溪宗与太古宗为二大主流，兹据韩国寺刹资料丛书4（1983）所载，将主要宗派之僧侣数（总数二○七五五）及信徒数（总数一一一三○○○○）列表如下。 韩国之宗教，尚有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天道教等宗教。天主教约于二百年前传入韩国，战后基督教甚盛，其教势几有凌驾佛教之势，至一九八三年，教徒人数已逾九十四万。〔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朝鲜佛教通史（李能和）、韩国佛教史（爱宕显昌）、韩国佛教史（金煐泰）〕
简述佛家在韩国的发展
问：蒙恩的小孩
你说：韩国目前总人口的70%是基督徒！ 所以佛教在韩国已经消逝！
在此劝告你说话不能吹牛,不然上帝要把你仍到地狱里头。因为你没有荣耀他，反而侮辱了他。请看大韩民国驻华使馆韩国新闻处介绍韩国的宗教概况吧：
韩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根据1995年的社会统计调查，50.7%的韩国人信教。在宗教人口中，佛教徒占46%，其次为新教徒占39%，天主教徒占13%。（大韩民国驻华使馆韩国新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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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的数据怎么来的？信口雌黄，羞不羞。
佛教是公元372年高句丽时代由中国前秦时期名叫顺道的和尚传入韩国的。公元384年，摩罗难多和尚由中国东晋将佛教传入新罗。由于佛教适合充当以佛为单一的崇拜对象和以国王为单一权力象征的统治结构的精神支柱，佛教受到了三国统治者的支持。
在王室的赞助下各地建造了大量寺庙，佛教徒的人数也不断增长。6世纪时，韩国的僧人和工匠携带着经文和宗教器物前往日本，在那里形成了早期佛教文化的基础。
新罗于公元668年统一了韩半岛，此时尽管仍遵循儒教的方针治理国家，但已将佛教奉为国教。由于王室好佛，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和寺庙建筑十分繁荣，在新罗首都庆州建造了佛国寺，以及其他佛教建筑物。由于贵族沉迷于奢侈的生活，作为国教的佛教开始衰落。后来佛教创立了禅宗，这一教派主张苦修悟道。
继之而起的高丽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热衷于扶持佛教。高丽时期，由于贵族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佛教艺术和佛教建筑继续繁荣。这一时期出现了《高丽大藏经》。1392年，李成桂起义自立为朝鲜王国开国君主，他努力清除佛教对政府的影响，并采用儒教作为治理国家和维护伦理道德的指导原则。在朝鲜王朝历时5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任何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
日本于1910年强占朝鲜并使之成为殖民地之后，曾试图用日本的佛教来同化韩国各佛教派别。但是这些企图均以失败告终，反而导致韩国人对本国的佛教重新产生了兴趣。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韩国的佛教经历了一种力求使其自身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发展过程。有一些和尚来到城市中传播佛教，但绝大多数僧人仍在深山之中严守戒律，坐禅修炼。目前有一大批僧人在国内外的大学中从事佛教学术研究。韩国佛教的坐禅入定的修炼方法逐渐兴起，很多外国人在全罗南道的松广寺和首尔以及其他城市的寺院中跟随韩国僧人学习坐禅入定。
如何评价金基德执导的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
春夏秋冬春五个篇章分别寓意不同的人生阶段，场景局限在空山禅寺范围里，不过却没有脱离与世俗世界的联系，外人的进入，师傅买回来的糕和报纸都从细节给予暗示，更加反衬了此处的寂静。本身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镜头和缓缓的叙事过程，富有诗意，禅意。
每个篇章的结尾用一个小细节形成与下一篇章的衔接。感觉有的衔接略微刻意了一些。
总之，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就是场景的选取和镜头。当然，这种电影一旦和佛学有关系，文中可以挖掘的东西就变得很多了，电影也耐看一点了，回忆翻看某些情节，比对的过程也是享受电影的一部分。
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影片评价
该片是一部非常美丽、单纯的影片。该作品的简洁性突出了深奥和精湛的艺术感。金基德导演不仅分离出了人类本性的核心，而且同时惊人地理解到人类经验所波及的范围。（《纽约时报》评 ）该片是一部像宝石一样的作品。该片丰富地描写了寂静和暴力、圣爱和俗爱、智慧和无差别等主题，几近完美。（《芝加哥论坛报》评 ）该片以寓言形式写了一名僧侣的成长过程，大量画面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曾学过水墨山水的导演的美术表现力。简约的手法，默片般的场面调度，将影片处理得精致美丽。除了尽收韩国的四季靓景之外，五个大段落如同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短片一般，结构完满。而最难得的是，影片大部分的段落都不需要对白，但让观众不觉得沉闷，实在颇为难得。（申江影视评 ）这是关于一个和尚的人生岁月，镜头后的金基德宁静而又形象地述说着生活的流逝。他始终保持着故事的趣味和曲折，不是灌输给观众空洞的理论，而是依仗物化的镜头和佛学的概念，抽取出人与自然的共性，把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能穿插交融的隐性描绘。他对主人公生命过程的展示，有意地掐头去尾而予以他人的生活代替：片尾的婴孩，正是主人公幼年寄居佛门的谜底。主人公还俗时老僧对徒弟命运的先知和点化，暗示了老僧曾和他有着相仿的人生经历。秋季老僧的孤苦伶仃和安然超脱的自焚死去，也将是主人公晚年的最终命运。影片的基调整体上比较灰暗，仅存的温馨希望之处，是金基德对佛的肯定。抵消人类罪恶净化灵魂的唯一途径，便是来自佛的救赎。佛教徒的慈悲善意超凡脱俗，与世人的阴险狡诈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在主人公中年逃逸的一段最足以体现：杀妻后的主人公焦躁易怒心神不安，并带有暴力和自虐倾向。而师傅给予他“雕刻般若心经”的疗法，俨然把他由魔鬼变成了圣徒。晚年后的主人公再度返回寺院一心行善普度众生，走上了真正意义的信奉之路，在佛的指引下不谙世事刻苦修行，是其灵魂上的觉悟，也是对其所做错事的忏悔。片尾弃婴后的母亲滑入冰窟窿，是神佛对恶人的惩罚。显示出佛的公正和明察秋毫，也体现出儒家善恶有报的思想。（新快报评 ）
谁把佛教带到日本 日本的佛教
日本佛教，北传佛教之一，经唐朝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公元546年至公元645年）、奈良时代（645至781）、平安时代（782至1192）、镰仓时代（1192至1333）、室町时代（1333至1600）、江户时代（1600至1868）、明治维新之后（1868至现今）七个时期。
飞鸟时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著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625)，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653)，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平安时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著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镰仓时代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镰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镰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1.法然(源空)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
2.荣西提倡兼融台、密、禅的临济宗；
3.慈圆中兴天台宗、贞庆中兴法相宗。
第二期：1.明惠提倡华严宗的“信满成就”论；2.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3.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1.日莲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2.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镰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室町时代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另外，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如农民及下阶层人，以争取有利形势，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
江户时代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1592－1673)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明治维新至今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1867)，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极为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