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的充当汉奸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1)组织“便衣队”暴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2)建立汉奸组织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3)抓捕杀害劳工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4)供敌情报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5)贩卖华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6)组织“袁部队”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7)供敌妇女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8)窝匪销赃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
袁文会的青帮大佬
1925年袁文会和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名共和戏院，现已无存）听杂耍（曲艺），适为姜二顺的靠山调唱“妓女悲秋”，声调婉转动听，但词句淫荡下流，引起袁、王等人大叫邪好，怪声怪气引得全园听众大哗。这时楼上包厢坐着姜二顺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是当时直隶督军褚玉璞的干儿子。李对袁等人叫邪好搅乱其心上人的演唱非常生气，即派其随从马弁数人下楼将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军警督查处，李七猴并要求其干爹褚玉璞从重处治。褚玉璞当即命令军警督查处长厉大森对袁等执行枪决。消息传出急坏了殷凤鸣的弟弟殷凤山，殷风山是督查处的小队员，当即哀求队长白云生给以帮助。白云生，山东省历城县人，早年参加青帮，帮派为嘉海巳二十二代通字班。他有个师叔，人称孙老太爷，是褚玉璞的干老，对孙敬如亲爹。白云生只有去找孙老太爷向褚玉璞求情，这一办法真灵，褚马上下令释放袁、王等人。袁文会、王恩贵等释放后，立即叩见白云生，对白干恩万谢，并要求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白当即应允。袁文会、牛占元、王恩贵、殷凤鸣、殷凤山等人成为白云生在天津收的第一批徒弟，其中以牛占元岁数大，即为开山门大徒弟，也就是袁等的大师兄。香堂在白云生家举办，请张凤岭为引进师（张是白的师弟），张对帮规帮法和香堂的摆布是个大内行，对堂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白云生凡收徒时均由张协助，张也就吃上这行饭。因白收徒非常多，后来张在青帮中人们有个口头语“懂不懂要找张凤岭”。白云生自从收了袁等徒众后，名声大振，凡天津大小杂八地纷纷烦人托窍拜白为师加入青帮，一时白家门庭若市。致使白云生在天津开了青帮码头，后来军政工商文艺各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出风头、找靠山仗势欺人，少部分为生活所迫，纷纷拜在白的门下为徒。如沦陷时期商会会长刘静山、穆庄子天齐庙的大恶霸王海明、武清县的土皇帝柳小五都是白云生的徒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文会在天津鼎鼎大名时，白云生居然成了天津帮会的太上皇，官称白老头。袁文会除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外，在30年代初更认了两个干爹：一个是军阀李景林部下的军长谢玉田，一个是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从而更增长了袁文会的嚣张气焰。 同文俱乐部位于日租界旭街北端东侧的同庆茶园后，主人方若是日军初进天津时的走狗，因而在日租界成为“一等公民”。这个俱乐部名为文人墨客的娱乐场所，招牌是以文会友，实则为大型赌场，设有棋、牌、对诗、斗蟋蟀等娱乐项目，看起来都属于文化娱乐活动，其实这完全是大输大赢的赌具。他从中抽取“水子”头钱，每天收入相当大。而租界当局无论是日、华官警对他是不敢染指的，他兴旺时期袁文会还没有得势，袁也不敢有所触犯。六地位于日租界如街北端西侧的闸口街，是个以六种赌具赌博的宝局，有筛子宝、牌九、金钱摊、转盘球、摇缸子宝等。这里的主人很多，都是陆续耍胳臂卖打而钻入拿挂钱的，大部分是混混发源地西头来的，有麻张三、刘桂希（西头大混混李金鳌徒弟）、方明、郭茂林（郭大个）、房树恩（房大个）、小王老（摔跤名将）、秃王平等，这些人都是白云生的徒弟，还有王德山（西头大恶霸刘广海的大师兄）和李明德（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徒弟）。六地每月要给袁文会份钱。芦庄子宝局位于芦庄子非租界地与日租界交界的高坡上。这是袁国玺独自经营的，最初是袁氏弟兄，后来袁文会得势更没有人敢惹，一般帮会对袁八都恭而敬之，故而袁八宝局一直干到死才结束。刘宝珍宝局位于华安街南口，非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刘宝珍和袁八很有交情，但也是袁文会的师兄，袁对刘也始终不加进犯。袁文会自拜白云生加入青帮后也收了些徒弟，先在旭街新旅社后干了小赌局，生意还算不错，但他并不满足。此时有个苏兰芳（外号苏秃子），在日法交界的富贵胡同旁新津里开了个宝局，生意相当好。原因是位于日法交界，凡法租界好赌者都到这里赌博。袁早想染指，当即派徒弟给苏送信，叫苏把宝局让给袁干，苏岂肯把好吃的肉让出。于是定日相斗，袁因有日警头头刘寿岩的关系，早向刘托情，届时双方打手交锋，苏方战败，日警赶到还逮捕了苏方打手。后苏托人求和，愿将宝局让与袁——让袁当大掌柜，仍由苏主持宝局，袁就这样拿下了这个宝局。 1934年在新明大戏院北侧由新明经理孙宝山（1）勾结日本浪人开设了一个汽枪场，是以打汽枪为赌博的赌场，每天收入颇丰。它的赌具是墙上挂着画有12个属相的大转盘，将它转起来用汽枪描准射击，下边台桌上同样画着12个属相，赌徒们以钱任择各门押注，待汽抢打准某属相后，1元赢11元。这个赌场因未把日警贿赂好，巡捕头头们指使袁文会去捣乱。袁授命带了lO多个打手，将汽枪场砸了个稀烂。孙宝山找来日本浪人，与袁打手一起到日警署打官司，袁打手硬说在汽枪场输了钱，而场方说是打枪游戏不是赌博，警署勒令停业，放了袁的打手，砸的什物等于白砸。这个场址后来改为日本舞场，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里改为酒吧间专接待美国军队，一时生意非常兴隆。 中原公司6楼由方若之子方式（号长宜），开设大型赌博场，赌的形式为猜诗谜，美其名为以文会友。设有大方台桌，桌上摆着各种诗词成语，赌徒们以高级纸烟（三炮台）为赌注（代替现金），掌赌人以明矾写好诗句，用水泡出字来核对，押多少赢多少，输赢数字很大。方式依仗其父势力，其母又是日本人，根本不把日警放在眼里。1934年冬的一天，日警头子徐树浦到会德号串门和袁文会谈及诗谜场事，徐因方式仗势开赌场不给日警好处很为气愤，袁即表示派人砸诗谜场，给方式个颜色看看。袁把我和刘国安（袁徒）叫来，命我二人到中原公司6楼去砸诗谜场，并嘱咐砸完一人顶事，到警署千万别提袁文会叫去的。转天我俩到中原6楼，诗谜场围着三四十人押注，我首先用手分开人群，近前一看桌上押的没有钱全是纸烟，我向掌管人说：“这是什么?我们来干两盘吧!”顺便把桌子推翻。方式一看过来要抓我，刘国安冷不防给方一个大耳光，他戴着的眼镜也打飞了，他的打手一齐上来围攻我二人。这时驻场日捕赶到，这个巡捕叫蔡连科，是袁的徒弟，一看是我们二人，马上维护着，并叫我快走，只叫刘国安一人顶事，方式也派了管事人跟着，一齐带到日警署。到警署经审讯，刘国安控告在诗谜场输了千元，方式的顶事人则说诗谜是以文会友，非为赌博，双方各执一词，到晚上全都释放。徐树浦得消息后又到会德号，叫袁文会带人去诗谜场示示威。转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阎仲三和岳老等到中原公司6楼。这天诗谜场虽然照开，而赌徒不多，原因是昨天被砸，人们不敢再来。方式和他的打手们全在场。这时正有个丁振芝的儿子，他和方式是好友，他不自量力地要为方式拔创，向袁等人走来，袁向岳老使了个眼色，岳老向前抓住丁，连踢带打，丁只好抱头鼠窜。方见此情景未敢上前，转天托出方明（袁师弟），向袁赔礼并讲条件，愿每天给袁30元，请袁照顾该场安全，袁答应后每天给我和刘国安每人5元，他独得20元，并许可我俩每天在6楼餐厅白吃饭，顺便照料诗谜场。同时也答应给日警署华人巡捕月钱。这是打出来的。此外又如妙峰山下院（位于四面钟后，是肖铁楞的宝局）；英商跑马场（有李律阁的股东，跑马师中有袁文会徒弟，袁也养马）以及“回力球”，也都请袁出名护场，每天给袁份钱。 花会在30年代是个新型的赌博方式，它在天津成立时分为老筒和新筒。老筒地址在日法租界的交界新津里，新筒地址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1931年上海人任渭渔来津投奔国民饭店经理潘子欣，任和潘为好友，拟在法租界开设新型赌博“花会”（这种赌博当时已风行于江南）。经潘联系法工部局，未能允许，潘遂介绍任到日租界会德号找袁文会，经袁协助在新津里开办，称为老筒。该筒每天给袁20元，袁派郭小波，国文瑞、段六等为护筒打手，每天各拿份钱。1934年又有上海人黄桂山（袁徒）、阿乔、阿桂等人来津，找袁文会也想设立花会。黄桂山由上海定做一辆最新式的人力车送给袁文会，这辆车为海式，其车厢、车把、挡泥板均以黄铜包镶，呈金黄色，青芝麻皮车罩，双脚铃，上下四个车灯，后有尾灯两个。这种人力车上海只产两辆，一辆由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乘坐，而这一辆由黄桂山以高价买下孝敬给袁，袁一见大喜，更给车夫李二买了身新衣服，以与新车相称。袁文会协助黄等在小松街万国公寓旁设立了花会，称之为新筒，并派李子珍、曹玉和、阎仲三为护筒打手，各拿份钱，袁也是每天要20元。新老筒袁共拿40元作为他家庭生活费用，每天由曹玉和送芦庄子袁二太太家。两个花会筒是日租界公开的赌场，其主持人都需要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存到正金银行，作为保证金。对日警暑上下人等都有大小份的月钱，就这样警署头头们还要临时去找便宜，徐树浦有时到新筒找李子珍，以一元钱叫李代押，这就是说要一定赢，开筒后他就能拿33元，因而花会开销是相当大的。花会是以36门为赌注，它有太平、坤山、光明、志高、正顺、三槐、江祠、汉云、福孙、九官、必得、月宝、火官、河海、逢春、荣生、卢奎、天龙、天申、日山、茂林、青元、有利、上招、合同、银生、明珠、井利、只得、安士、吉品、元吉、万金、元贵、攀桂等。在开办初期，押花会的以南方人较多，尤其是日租界和南市的南方妓院从掌班老板到妓女，差不多天天必押，后来发展到天津当地人，家庭妇女、各商店经理和职工。其发展又快又广。原因之一是花会有义务跑封人非常多，其中男女都有，他们以此为业，每天串商店、住户、妓院。原因之二是花会输的数目小，而赢了就是大数目，一角钱能赢三元三角，当年面粉最好的只有一元七八角一袋，一角钱可赢两袋面粉，但是越赌数字越大，输的时候多，偶尔赢了一次就欢天喜地地到处宣扬，无形中做了花会的义务宣传。原因之三，当年人们大部分讲迷信，花会的36门都离不开迷信，如“打亮子”即做梦，夜间做梦梦见吃螃蟹，转天起床马上找跑封人押“河海”。家中遇有难事而顺利解决就押“太平”或“有利”。总之在一天生活中什么事都能和这36门对得上号。原因之四，受花会之害最深的是家庭妇女，早年绝大多数妇女是不到社会上工作的，男人赚钱即交给妻子，女人担负家庭生活，这说明妻子是掌握钱财的，她们经不起跑封人的说劝，偶作一试，确赢了不少钱，从此这个钩就挂上了，最终输得变卖财物，更不敢告诉丈夫，结果被逼得投河觅井而自杀者大有人在。花会这种赌博害人之广，罪恶之深，可谓罄竹难书。 北京大旅社赌场，地址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馅饼周”对过，明为旅社实是大型赌场。这里主人是日本浪人三野，他是受北京特务机关嘱托，以开旅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更以赌场收入作为特务活动经费。1936年初正式开业。三野是个特务，对赌博这一门他一窍不通，于是他到天津拜访袁文会请袁帮忙。不料遇袁文会为逃避万国公寓杀人案不在天津，而正巧遇上郭小波和李子珍。由于万国公寓事件后，新老筒花会同时被日租界当局下令停业，而刘广海在法院告袁文会及其羽党，追捕之风很紧。三野到天津来找他们帮忙正称其意，于是郭、李马上随三野到北京大旅社承办赌业。当时北京赌场较少，即使有小型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对赌徒们也不安全，而大旅社赌场是日本人干的，北京警察局对它也无可如何，故而北京嗜赌的阔人们纷纷来大旅社赌个痛快，尤其是梨园行人也来此赌博。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华北后，这个赌场更是兴旺。这时袁文会已回津重操旧业，并受到日本人的宠爱。郭小渡、李子珍不敢独享好处，马上由北口买了细毛皮袄多件并带现金数千元来津孝敬袁，从而得到袁的赞赏。但好事不长，北京伪华北政委会向日本特务机关反映，建议将大旅社赌场取缔，以保障北京治安，日特务机关只好勒令该赌场立即停业，至此郭小波、李子珍只好回津。郭赚了些钱就在寿街开了个北洋饭店，李子珍重回袁处。 袁文会自其出世，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被捕止，据不完全统计，他所收徒众多达万余人，其中包括各行各业，开始都是些五子行业的茶房伙计等等，尤其是妓院伙友以及掌班的更多。当他在天津大名鼎鼎时，收徒就挑挑捡捡，要拜他为师就不那么容易。在艺人当中以曲艺界较多，但有时他自己不收，而叫他师兄弟们收。如有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就曾拜郝样金为师。郝最初和李子珍是好友，后来一起投奔袁文会。日伪时期他经营群英戏院。1940年天津南市燕乐、升平戏院专演杂耍（曲艺），有个相声名演员戴少甫，他是个票友下海，没认过师父更没投个门派，在燕乐演出一鸣惊人，很受观众赞许，排在全场演员倒二，就因为没有门派师传，被同行所忌。而且经常有“杂八地”找戴的麻烦，原因是他没有参加青帮认个有名的师父作靠山，于是戴托人向袁文会递小帖（即拜师的履历信），而袁始终未应允，逼得戴无法。偶有一天袁到燕乐听戏坐在楼上包厢，戴一看机会到来，跑到包厢给袁跪下磕头认师，就这样加入青帮，从此一些小杂八地们再不敢欺服戴了。当年艺人就是这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靠这些恶霸们的。1927年武术社在天津大兴其道，当时比较著名公开设立的有18处，分布在各个角落。各学校尤其是中学，特设武术这一门课程。铃铛阁中学（省一中）的武术老师叫武彩云，他以蹉脚门掌门老师名闻于天津。武的长子以普济拳（即皮拳）称著，次子在马良军队中任武术教官。他有个徒弟叫吕学鉴，打弹弓百发百中，身轻如燕，能蹿房越脊，吕开始看不起武彩云，后经交手对打，被武打服而认为师。武最得意之徒叫赵大鹏，外号镇南洼，也就是说南门外一带无敌手。南门外南关老街，是个繁华的集市，鱼、菜、肉等各市都在此处，这里居民和商号的员工都好习武。有一十居饭馆掌柜赵金山，鱼市、菜市掌柜杜承奇、孙连义、刘振铎等人，集资成立进德武术社，约请赵大鹏为老师，开业后有学生40余人，大部分都是附近居住好武的子弟们。自从赵大鹏在进德武术社授徒后，武彩云老师也常来指导，使得学员们深受其益。而这些学员后来都是袁文会的得力打手，我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北伐成功后，我国武术事业更是蓬勃兴起，南京政府成立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是年秋南京政府派褚民谊来津主持天津武术会演大会，地址设立在南开中学。届时天津18个武术社和所有武术爱好者云集南开中学体育场，各路英雄会集一堂，门户有太极、八卦、形易、蹉脚、通背等等。会场隆重热烈，学员们逐一出场表演，各显其精湛之绝技。进德武术社的学员们受到大会的好评，并得到银盾等奖励。这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陈少舫、王恩贵、殷凤鸣等人也到场参观，他看到进德武术社从师父赵大鹏以至40多个学员，各个武功精良。他心想要增强霸业非有这些人相助不可，数日后他又带着以上这些人到南门外进德武术社拜见赵大鹏。相见之下双方互道交情，袁提出愿大力资助武术社，并在南市会宾楼宴请赵大鹏，席间提出介绍赵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袁为白代收师兄弟，把武术社所有学员尽收为袁徒，参加青帮24代学字班。赵满口应承，这个交易就这么痛快地达成，我就在这年拜袁文会为师加入青帮。在收徒的香堂仪式后，袁文会给赵大鹏买了身新衣服，给学员们每人一双练武快靴，送给武术社一堂新武器，使进德武术社面貌焕然一新。 1931年袁徒马世昌的叔父马云生，原为山东督军张宗昌的随从副官。张宗昌失败后，带着其四妾“满堂”逃往大连隐居，天津遗下五妾“富贵”（满堂之妹）。该妾私蓄颇丰，住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张宗昌去大连后，富贵不甘寂寞，姘靠了张的副官马云生，二人打得火热，马也骗了富贵不少钱。富贵不久即甩了马云生，另与前驻日领事庄金科相识而同居。马云生内心愤愤不平，终于匪性大发，买了瓶镪水上门找富贵施以报复，幸而一瓶镪水都洒在富贵身上，只烧毁了表服而未伤皮肉，其毁容目的未能得逞。庄金科得知后，暗使日本警察署将马云生逮捕，马云生侄马世昌为救其叔，找到师父袁文会求救，袁看爱徒之面，亲自到警察署将马云生保释。庄金科得知虽对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是年冬，中原公司发现炸弹，作案人始终没有下落。庄乘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炸弹案系袁文会集团所为。这时传言要逮捕袁，袁的干爹、日警署五道刘寿岩得知此信，明知有人陷害袁，即将袁找来，嘱他立即去日本宪兵队自首。袁遵嘱到宪兵队自首，经审查确非袁所为，又由于刘的疏通，很快袁即被释放。11月富贵知马云生怒气未息，又得罪了袁文会，就约马云生吃饭，谈条件拟再给马些钱从此作罢，而马不但未接钱，反而扬言待机会找庄复仇。是年旧历除夕，庄金科到桃山街富贵家准备过年，天将黑，忽有便衣二人各持手枪闯进，照准庄头部、胸部连开数枪，庄当场身亡（后来得悉这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人员，因庄金科是极端亲日分子故而杀之）。富贵急忙报警，经审讯，富贵声称日前有马云生扬言要杀庄金科报仇。日警根据情报直奔马家，倒了霉的马云生正在与家人过团圆年，糊里糊涂不知何故被逮捕，经审问后送华界法院，在屈打成招之下判了20年有期徒刑。1936年我因万国公寓凶杀案被押时，曾和马云生同住一监，他和我谈及此事始末。1937年七七事变，袁文会带着日本宪兵到西头监狱救出王恩贵等人（因万国公寓案被押）时，顺便把马云生也放了出来。 1932年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贩运印度大烟土（鸦片），以英国船运往天津太古码头卸货贩卖。太古码头脚行大把头王把（人称大王把），他把持着太古码头往来船只装卸货物的大权，收入甚丰。袁文会早想染指，一天由袁徒弟李荣堂（李即太古码头工人）领路，袁带了打手100余人到码头找大王把，命他交出码头脚行，而大王把怎肯将这块肥肉轻易让出，双方话不投机，打了交手战，一时刀枪斧把齐飞，伤人很多，李荣堂早就恨透大王把，今天在师父面前正是立功时机，他手急眼快用双叉子（匕首）将大王把刺倒。大王把的人一看头人倒地，一个个扔下大王把不管（后来大王把由其亲信用小船运回老家）纷纷跪地拜袁为师，就这样袁夺得太古码头脚行，派李荣堂负责这个脚行，同时又收了几百名徒弟。从此与上海杜月笙拉上贩运烟土的关系，杜月笙经常派其亲信任和三与袁联系，任也是上海著名恶霸，后来天津刘广海逃避袁的追捕，跑到上海结识了任，并拜任为先生（青帮中人原已认师，再想认师即称先生），任曾非常照顾刘广海，并资助他逃到香港。袁自夺得太古码头后，便清理了海河沿岸各大小码头的把头，他独占海河的货物装卸。黄郛是个老亲日分子，他在30年代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依仗着职务之便，由西北包头往天津贩运烟土，一般由天津北站卸货，以汽车直运日租界。当运烟土汽车到达旭街北口时，再同袁文会组织的公记印子房（这个印子房设在闸口街同庆茶园旁，负责人有王恩贵、刘金铭等）派人押车运到德义楼或乐利、大北、息游别墅等旅店，交付各烟贩，每车要给公记60元。每天仅运烟土车的收入就有数百元。 袁文会为了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讨好乡邻，做了一些貌似善事的事。每年的旧历四月初八是药王爷生日，天津西郊有个峰窝庙，庙内供奉着药王。旧社会人们迷信神佛的思想非常浓厚，往往当父母生大病的时候，儿女们在神佛前许个心愿，待父母大病痊愈后转年药王爷生日，一定到蜂窝庙烧香以还所许的心愿，甚至有许下“一步一个头磕到峰窝庙”心愿的；有的“滚砖”（就是磕头磕在砖上），最真挚的心愿莫如“挂灯”（就是从两个胳臂下的肉皮用铁丝串透，下边挂一串胶纸灯笼，再由两个人给扶着胳臂）。天津城距离峰窝村约30里，在天津西南方，如果要磕头或挂灯走这么长路，人是受不了的，在天津与峰窝村中间有个庙叫大寺，一般只到此为止，甚至再短一些，这要看本人的诚心与体力。药王庙会前后举办l0天，这些天庙的周围人山人海，做小买卖赶庙会的非常多，当地人用苇草编些小动物卖给带小孩的香客。袁文会每年到峰窝庙会这些天，他花钱在沿途每隔一里搭一个大席棚，设座位供香客休息，并备有绿豆汤随便喝。多年来只要有庙会他就这样准备，从不间断。旧社会挣钱难，穷人多，平日揭不开锅没饭吃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过年。但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年的尽头“除夕”无论多穷也要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饺子。吃饺子要白面，而平常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又哪来的白面呢?袁文会在这方面是会做人的。每年除夕前，他在芦庄子米面铺买200袋白面，叫面铺开好5斤一张取面条子，他把这些白面条子，分给他的手下人，叫他们在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到芦庄子附近串街走巷，打听哪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就叫开门给一张取面条子，这一张面条确似雪里送炭。他每年如此，用不多的钱，而讨好芦庄子附近的穷人。在芦庄子袁家房后的华安大街上，有个理门公所和信义堂。公所是以戒烟酒为主题的会道门，它的建立都是靠善男信女逢年过节捐助来维持它的存在。信义堂也是天津较大的理门公所，它的最大施主要属袁文会。袁文会这号人还成立抗日救国军，听起来这确是新鲜事，但确有其事。1931年“九--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张作霖部下将领纷纷逃进关里。武汉卿原是东北军骑兵旅旅长，“九一八”后带着女儿来到天津，女儿不仅会骑马，还能双手打抢，而且面貌娇好。武汉卿自进入天津，抗日复仇心切，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文会。武一心想借袁的力量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军，武手中尚有些私蓄。袁一见这父女二人，他就另怀居心，他想一方面招些人力为他霸业效力，一方面他想占有武的女儿。武与袁二人一拍即台，武汉卿在北京天桥招兵，袁在天津南市招兵，结果招了300余人，成立抗日救国军，武为司令，袁为副司令。队伍拉到良乡集训，正遇山西商震军队，商认为他们是一批土匪部队，一接触即被打散，武和袁逃回天津，前后只半年时间。后来袁竞以威逼利诱手段奸污了武女。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一、区别1、定义不同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2、表现形式不同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二、联系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扩展资料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历史与文学区别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袁文会的家族介绍
袁文会（1901一1950），祖居天津南门外芦庄子（又称芦家庄）。祖父袁老先，哥仨都是秃头，共生子侄八人。袁文会之父大排行行七，名袁国璋，生二子，长子袁文会，次子袁文德（文德为人老实、好学，于1935年万国公寓凶杀案后被吓死）。袁老先为芦庄子著名混混，在日租界松岛街设立脚行锅户，旭街至海光寺这条街上的日商洋行和中国商店，凡装卸货物一律须由袁家脚行承包。袁老先很有点武功，手使一把特制铁锨，他弟兄及子侄十余人，在芦庄子一带形成一霸。1898年袁家扩展霸业，老七袁国璋到北城根估衣街争夺当地脚行，老七很有臂力，在与对方争斗中失手打死了人，被清官府逮捕后，判处充军山东。是年正值山东义和团兴起，袁国璋趁乱越狱逃跑，参加了义和团。庚子义和团失败后逃回天津，两年后去山西参加清军，自此永无音信。继而袁文会母死，他与弟弟文德同由其八叔袁国玺抚养。民国初年袁老先弟兄相继死去，袁家脚行也逐渐衰落。老八袁国玺改行，在芦庄子开设宝局（赌场），利用其父兄的余威和与日租界交界的有利条件，生意非常兴隆，故而无暇照顾袁文会弟兄。
青洪帮的创始人是谁
洪帮创始人不详，清帮创始人是翁岩、钱坚、潘清。洪门始建于清初。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之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受满清统治压迫的民族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命名。清帮即青帮，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徒众昔皆以运糟为业，故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扩展资料青洪帮的劣迹：天津的青帮头目中，有所谓“东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较恶名昭著的有江湖骗子王大同，开杠房的魏子文(绰号“魏小辫”)，大连码头脚行头子杨聚祥。东浮桥菜市脚行头子翟春和(绰号“翟瞎子”)，小刘庄摆渡口的把头张凤楼，东站脚行头子马金龙，饭店业年光垚，旅店业高步云，戏院业李吟梅，影院业杨季随，妓院业李万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搞“腥赌”(且骗人赌博)的如李连城、王云波等。红帮头子有姜般若。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洪帮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帮
中国青洪帮
青红帮组织，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青帮（亦作清帮）又名“安清帮”。洪门始建于清初。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之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受满清统治压迫的民族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命名。洪门是反抗清朝统治的组织，为了躲避清朝官兵的剿捕，早期多以高山老林为根据地，活跃于江河流域。盛行于西南一带的哥老会，亦属洪门支系。白莲教、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也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的。
安清帮投靠清王朝以后，清廷责成安清帮护运军粮，从杭州运到通州，沿运河设码头官，分段护卫。洪门视青帮为叛徒，洪门有一谚语：“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由于长江航运原在洪门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洪门见安清帮护送的粮船就打，并曾杀害了不少安清帮的码头官。后来海运发达，粮食改由海道北运，运河失去作用，安清帮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转而投向其他行业，如开设赌局、妓院、烟馆、戏院、戏班、澡堂、茶楼、饭庄、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或为军阀、政客、资本家充当保镖，打手、刺客等。安清帮遂演变而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恶霸流氓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青帮组织逐渐烟消云散，其势力在港澳台地区仍然存在。当前在台湾辈份最高的青帮大老是一位属于前廿四代「通」字辈，已届80八十高龄的戴老爷子，其次为「悟」字辈的大佬，背景均有军警身份，而最小辈份者已到了后廿四代的「象」字辈了。青帮人士至今都认为青帮从古至今都是属于「爱国组织」，因此青帮成员的任务就是要「捍卫国家」，同门之间要有彼此帮忙解难的义气，但国家定位当前在台湾的不确定性，也让青帮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进而出现部分青帮人士「破坏」了祖训应保密身份及隐於市的规定，并大张旗鼓的在外开山门收徒。另让青帮大佬们担心的是，由于年轻一辈对国家认同、定位与如今已五、六十岁的大佬渐有出入，再加上企图心旺盛，许多青帮大佬担心未来该组织会变质，甚至会沦入黑帮一途。
希望能够帮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