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对汉字的简化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1934年8月，鲁迅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次年2月宣布废止。
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
1955年1月中国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慎重起见，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
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
1977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发布“二简字”，试用一段时间（约八年）后，因为字形过于简单且混乱而宣布废除。
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台湾地区简化汉字的做法
国民党退踞台湾以后，1952年再度提起汉字简化问题。蒋介石又曾动议，旋即遇到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反对派强烈抵制，终于再一次搁浅。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对照和反思，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在陈立夫等国民党元老的主导下，于1980年推出了第三次改革，但是这次却是悄悄的改进，完全没有大肆张扬，只是出版了一本供五年级以上青少年习用的《标准行书范本》。该书罗列了四千零十个汉字的行书字体，其中包括五百八十五个与大陆简化字完全一样的行书汉字，另外还有金字旁、马字旁和鸟字旁的行书汉字共一百多个，跟大陆简化字稍有不同，相当近似。这些简化字实际上本来就是海峡两岸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间书写俗体字。这些字体不作为书刊、文件的正式书体，而是作为民间的快速书写体。
又一个二十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各阶层人民平时阅读的都是繁体的传统汉字，书写时可以使用标准行书范本中的那些简化书写体，还可以无师自通地写一些类推简化书写体。识繁写简的情况已经在台湾蔚成风气。
历史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船队击败，消息传到日本后，不但令日本震动，文化界亦开始质疑汉字文明已不足持。废汉字、立新字，成为当时日本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汉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对废汉条件和程序未有共识；汉字知识亦由贵族把持，废汉字长期处于书生议论阶段。
在改革日本语的思潮中，应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争论焦点。此际日本实施大政奉还，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权，日人亦要从上古大和文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基础，民间出现一片复古热；但明治维新却同时大举引进西学，崇尚欧美文明。新旧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现多元路线：学者们或提倡假名，或罗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废除日语，转说英语；而罗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内，对于应采用哪种书写方法又有分歧。
国语改革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
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国语问题），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読売报知新闻，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另注：日语“新闻”中文意为报纸）发表题为《废止汉字》（汉字を廃止せよ，意为：《一定要废止汉字》或《请废止汉字！》）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的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了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这项改革的成果是当用汉字和现代假名使用规则（现代仮名遣い）的制定。
当用汉字基于汉字全部废除之目的，日本内阁于1946年（昭和21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
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着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构成要素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参照惯例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今天常见的“混同书写”问题，也是随当用汉字表的出现才产生的。根据此表，对使用当用汉字无法书写的词汇可进行汉字替换；而现实中，则有人将汉字用假名发音来替代，以这种方式继续使用原有词汇，这即是所谓“混同书写”现象的由来。
为了平滑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昭和31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词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以下这样是较为人知的例子。（括弧内为原本的书写方式。）（译注：后为对应振假名，以及中文释义）
注文（注文）ちゅうもん（中文意为定购）
遗迹（遗迹）いせき（中文意为遗迹）
防御（防御）ぼうぎょ（中文意为防御）
扇动（煽动）せんどう（中文意为煽动）
英知（睿智）えいち（中文意为睿智）
混交（混淆）こんこう（中文意为混淆）
更生（苏生）こうせい（中文意为苏生，本来读法为“そせい”）
激高（激昂）げっこう（中文意为激昂）
知恵（智慧）ちえ（中文意为智慧）
略夺（掠夺）りゃくだつ（中文意为掠夺）
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但有些汉字的替换，若不特别指出则很难被意识到，比如：
妨害（妨碍）ぼうがい（中文意为妨碍）
意向（意向）いこう（中文意为意向）
讲和（媾和）こうわ（中文意为媾和）
硬骨（鲠骨）こうこつ（中文意为硬骨）
格闘（格闘）かくとう（中文意为格斗）
骨格（骨骼）こっかく（中文意为骨骼）
书简（书翰）しょかん（中文意为书简）
奇形（畸形）きけい（中文意为畸形）
破弃（破毁）はき（中文意为破坏、毁灭）
反对批判以汉字全废为目的的当用汉字屡次遭到批判。1958年开始，杂志《声音》（声）连载的《我的国语教室》（私の国语教室）中，福田恒存（福田恒存）指出“目前对汉字进行限制已经是明显不可能的事情了”。因国语审议会大多数由表音主义者所占据，大会每次都由所选出的同样几位委员所构成；在1961年的大会上，发生了舟桥圣一、盐田良平（塩田良平）、宇野精一、山岸德平等改革反对派委员退场的事件。
1962年，国语审议会委员吉田富三表示“国语（日语）是以汉字假名混合表记作为正式规则的。国语审议会在此前提下对国语的改善进行审议”，并提案将此作为审议前提。
1956年，国语审议会会长森户辰男（森戸辰男）于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汉字假名混合表记是审议的前提。汉字全废不予考虑。”
政策争论自幕末以来，作为日语表记方法之一，汉字使用的是是非非屡次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批判汉字使用时所采用的根据有下面这些：
1.汉字的数量太多，也难以记住其读音和写法。
2.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使用罗马字，使用汉字是自绝于世界。
打字机、电脑出现之后，也有人从机械化方面来批判：
1.因汉字数量巨大，文字处理机、电脑对其的处理要花费较长时间。
2.和产生只使用假名或罗马字的文档相比，产生汉字假名相混合的文档要经过所谓的“假名汉字转换”（かな汉字変换），损失效率。
上述这些理由也产生了如下的主张，认为依照政策来削减汉字使用或将汉字全部废除不再使用这种做法有利于国家利益。
1866年（庆应二年），前岛密向当时在位的德川庆喜将军提出名为《汉字废止之议》（汉字御廃止之议）的报告和提议，这被世人认为是汉字废止论的先驱。他提出“汉字的习得过程没有效率，应予废止”的观点。
战后汉字教育由于时代的变迁而不同，二战结束后，朝鲜族由于民族主义和脱汉运动的影响，朝韩对于日据时代汉字的使用与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非常不满，汉字被排斥，将谚文提升为国家文字的声音则逐渐高涨。朝韩政府以谚文作为国家官方文字，并逐渐停用汉字，而今日不能读写汉字的人也很多，年轻人尤甚。朝鲜汉字字形大约相同于香港的繁体字、台湾的正体字、日本的旧字体，惟少数字形有异，如“曺”（曹）。
朝鲜朝鲜的法律完全不使用汉字，连人、地名的汉字表记法（如“平壤”）也被视为外语。
1948年的汉字废除的同时，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逐步开始，但是1960年起便结束了。
对于汉字态度，金日成认为“没有使用汉字的必要。但是，中国、日本、南朝鲜使用汉字，所以有学习汉字的必要。”
基于金日成的见解，1948年朝鲜建国以来被废除的汉字教育在1968年作为“汉文”教育又被编入了高中的课程。
韩国韩国1948年施行的《谚文专属用途法》（简称：《谚文专用法》），是汉字被依法废除的法律依据。法律全文如下：“大韩民国的公文必需使用谚文书写。然而，在过渡期间，可以在谚文后方以括号形式插入汉字”。但公文的定义、过渡期间的定义、施行细则、违反者的罚则皆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学家认为此法仅是一项宣示而非法律。
李承晚时代，又在小学实行汉字教育。朴正熙则倾向废止汉字，1970年发表汉字废止宣言，小学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但是舆论强烈反对废止汉字，1972年撤回汉字废止宣言，中等学校以及高等学校的科目汉文（即汉字教育）复活。然而，由于汉文被列为选修科目、几乎不需要考试、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实用导致学生对于汉字没有学习动机。另外，又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汉字教育，私下进行汉字教育的小学老师会因为“不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被惩戒、免职等处分。
1980年代中期，韩国的报纸、杂志等，开始逐渐降低汉字的频率，汉字一般被用来表记与中国有关的人名地名。这是因为几乎没接受汉字教育的世代（谚文世代）占了多数，使得使用汉字的出版物无法出售。谚文专用派不是简单地禁用汉字改用谚文。
但是，1990年之后，主张汉字恢复的呼声逐渐高涨，1998年，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成立，领导人是李在田，朴正熙时代的陆军参谋总长。
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连合会的主张：
1.汉字是东亚的通用文字。
2.朝鲜/韩国语，应该和日本语一样使用汉字。
3.规定必须在小学进行汉字的义务教育。
国防部长李在田主张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应该接受汉字汉文教育。而2004年的李在田的突然逝世，这个计划也搁置了。
弊端汉字繁体字是表意文字，韩文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词语不在语境内是无法区分开的。朝韩的官方文字在废止之前还是汉字词，韩国从小学废除汉字学习是剥夺了底层青少年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韩国的上层社会及法律学习都还是以汉字为基本书写，这样底层青年在得不到良好教育的情况下很难进入上流社会，这对底层人是不公平的。
东南亚诸国一些使用汉字的国家在废止汉字方面却不是积极主动地——例如越南——而是由于长期的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导致其好几代人发生严重的文化脱节，汉字的使用被自然而然的放弃和遗忘了。
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随着科举考试的废止，汉字和喃字也逐渐废除，开始使用罗马化文字（国语字）。然而汉字并没有完全在越南消失，文学、历史等学术上仍保留大量汉字、喃字，汉字在越南的状况类似拉丁语在欧洲的状况。
废止汉字使用，虽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民族自我认同与独立意识，但是由于千百年来在文字发展和书写方面均使用汉字，导致日本、朝鲜、韩国等地本国文字发展迟滞甚至是停滞，在其近代时期废止汉字的使用后，本民族文字难以有效地弥补和替代汉字的地位与价值，对本国造成了诸多不便和困扰。
韩国排除汉字教育后，年轻人开始看不懂与汉字有关的文化遗产。朝鲜日报就曾有一篇社论提到，浩如烟海的韩国古籍因此成为天书，没有几个韩国人看得懂，废除汉字的政策正使韩国历史与文化陷入严重的危机，这样的韩国文化反而倒退了，韩国人给自己挖了一个埋葬自己文明的坟墓，这是韩国人民的悲哀。
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在的一份调查数据指出，韩国家长有89.1%支持恢复汉字教育，韩国语文政策正常化促进会会长李汉东表示，“小学、中学与高中排除汉字教育，这有必要改进。”他也谈到，韩国2005年制订的国语基本法具备违宪要素中，要求公文用韩文书写，这项规定违反韩国宪法第9条，“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与致力民族文化为国家义务”，要求恢复韩文与汉字混用。
韩朝使用谚文虽然读写方便，容易识读，但是谚文属于拼音文字，造成了现在的韩国和朝鲜在很多词汇上不一致，虽然能读，但是意思清楚，长久之下必然导致民族认同感下降，增加国家统一的成本，或者直接导致不能实现统一。
1900年，井上圆了多次发表论说，整理成《汉字不可废论》一书。他质疑假名派或罗马字派忽视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汉字才可消减当中的问题，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丑、纣、诛；“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采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问题。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汉字之国，不少洋学家只到东京学了三年外语，就可招摇过市，但汉学正因为普遍，汉学家才要饱读诗书。若废除汉字，犹如打倒贵族。
在各国经历了废除汉字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之后，随即开始慢慢地恢复了汉字在本国语言体系中的地位。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1850个《当用汉字表》。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或是用同音、同义字代替，并颁行简化的新字体。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使用简体字：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地区称之大陆简体、马新简体，但两者没有区别）
使用繁体字：台湾地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称之为台湾正体、港澳繁体，两者有细微的差距）
使用谚文：朝鲜、韩国
使用日本新字体：日本
使用拉丁字母表记：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