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初，复兴社正式成立。复兴社全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复职后的蒋介石主持了成立大会，并自兼社长。[2]
中华民族复兴社
1933年9月，在该社领导下成立了一支谍报武装部队-别动总队。1933年12月成立针对知识分子的“中国文化学会”，以扩大影响。复兴社还出版《中国革命》（作为机关报）、《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前途》等杂志，鼓吹法西斯思想。还有两个刊物。图为复兴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邓文仪、杜心如、曾扩情、贺衷寒、桂永清[2]
1934年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
1938年4月复兴社取消，其成员在自愿原则下，加入了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附：现在中国有学生网络爱国主义社团“中华统一复兴社”（URSC），也简称“复兴社”，但不同于“中华民族复兴社”。
宗旨其宗旨在滕杰的一份《计划书》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人事构成该社分总社、支社、分社和小组四级。总社设南京。
蒋介石任社长。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
干事会为社员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执行机关，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特务处后来成了扩组军统局的基础。
监察委员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支社是省（市）一级领导机构。支社下设分社，分社由三个以上的小组组成。
该社发展社员，一般先经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为书记）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为书记）（1932年该两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青年革命同志会”）会员中物色吸收。凡参加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介绍，并填表、宣誓。
复兴社设有行动组织“别动总队”，由康泽负责。
工作内容复兴社的主要活动，进行如下工作：
1、抗日备战；
2、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消藩情报工作；
3、对各军事集团进行团结或瓦解工作；
4、反共反苏宣传
蒋介石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1932年1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成员更多达五十万。
滕杰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万余人，他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书记职务。
贺衷寒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他对蒋介石渐渐怨恨。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但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是“蓝衣社”后，更如此。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
酆悌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天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他以“长沙大火”的借口被冤杀。
邓文仪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责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国民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1934年夏天，他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对蒋介石也异常怨恨。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他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康泽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但这时候，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力行社、蓝衣社解散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德国纳粹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2]
力行社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郑介民任副处长。活动范围最初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以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各个方面。有孙常钧负责的宪警训练班、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等，培养嫡系力量。复兴社还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通过各部队政训体系实施监军，并通过在各省开设的“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
复兴社成立后不久，便与CC派发生矛盾，被迫退出文化教育领域，解散中国文化学会。此后，复兴社的活动归并为三个系统：贺衷寒的政训系统、康泽的别动总队，以及戴笠的特务处（后发展成为军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