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曼是先生的笔名，其本名为单丕艮，是个很有学问的名字，但习惯上我们更喜欢称他“山老师”，不知何故，只是觉得惟有如此称呼才能把对先生的尊崇之意表达出来。山老师生性爽朗，酷爱自由，喜欢无拘无束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对先生而言，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表面看来，先生似乎有些散漫，但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先生从里到外、从骨子里透出的都是执着，不仅在为人方面如此，在生活方面如此，在事业方面更是如此。
工作山曼被别人称为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散文家。对我们而言，他更像一个兄长，一个会讲故事、爱说爱笑的朋友。他真正涉入民俗学领域缘于五十岁之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民俗学研究始于田野作业，他酷爱田野作业，深入民间调查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他常常一身田野作业的打扮，休闲装、运动鞋、运动帽，还有一个磨损极为严重的大旅行包。二十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齐鲁大地，这也正是他在民俗学界、散文界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他是一位真正的“工作狂”，他对工作的那份热爱、那份执着，常常让我们惊叹不已，对他而言，只有工作才是快乐的，只有工作才是幸福的。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先生备受病魔折磨，身体承受极大痛苦，每周三次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严重便秘、身体浮肿、高血压、吃饭味同嚼蜡甚至导致呕吐，还有糖尿病的一系列并发症都在无情地侵蚀着他的身体。我们去看他，他从不说难受、疼之类的话，仍能谈笑自如。每每看到这样的山老师，我们总是特别心酸。即使如此，他从未停止写作。每次住院期间，他总让家人带去纸和笔，当身体状态较好时，就随手写些文章；当身体状态不好时，就闭目思考。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望他，山老师很高兴地说：“最近我在回想儿时的童谣，你们看，我已经整理出来这么多了。”
山曼在家休养期间，更是笔耕不辍。从2004年开始，他因为糖尿病并发症 导致视力急剧下降，看不清字，就让人买来放大镜。从此，放大镜与他形影相伴，无论看书还是在电脑前工作都是如此。有时，看见他一手拿放大镜，一手翻书，或者打字，就这样一字一句地读，一字一句地写。在这三年里，先生又完成了几部著作，如《山东居住民俗》、《解放区民俗》、《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志(北方卷)》、《齐鲁乡语谈》，整理出版了《山曼散文集》，即将出版的《山东海洋民俗》等，此外，还有散见于报纸的大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