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的人物事件
1，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工商学校，是培养荣氏企业集团员工的摇篮。孙冶方、钱伟长曾是该校学生。2，“兵船牌面粉”享誉海内外，曾是上海面粉交易所的标准粉。3，“人钟牌棉纱”是申新纺织公司的主要商标品牌，是当时上海棉纱交易所的标准纱。4，荣德生老先生手书对联：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5，荣德生老先生题无锡梅园诵豳堂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荣德生三儿子荣一心当年的亲笔签名）、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当年上海的荣公馆和荣德生所坐汽车的车牌号)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之后，决定释放荣德生。1946年4月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的人物简介
荣德生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至民国11年（1922年）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拟的。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由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今高安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结果，荣德生被放回，并退还部份被敲诈的款项。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荣家为“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解放军渡江前夕，他派代表与共产党联络，迎接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