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就是思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统一，追求事业完美无缺。“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简单通俗理解即为德兼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出自：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寓意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白话译文：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扩展资料知行合一提出背景：王阳明在贵阳北部修文县县城龙场镇龙场悟道之后 , 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朱学之偏。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知行合一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解是什么？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王阳明静坐格竹子是怎么回事？
王阳明静坐格竹子，即王阳明格竹子，是关于王阳明的一个故事：王阳明所在的那个时代，朱熹的学说是官方学说，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王阳明和父亲在京城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王阳明和好友讨论后认为：要想成为圣贤，必须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王阳明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他就和他的朋友商定去“格”。他的朋友用了三天时间，孜孜不倦地“格”了三天竹子后，“劳神成疾”，不得不放弃。王阳明觉得，这是他精力太弱的缘故，于是，他亲自去做，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连续做了七天，等待他的依然是失败，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 : "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扩展资料：王阳明格竹子失败的原因：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认为，王阳明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将其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其"格竹"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 "格物穷理"。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格竹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请你代替王阳明格院里的竹子你会怎么做把探索过程和结果写下来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丁肇中
丁肇中（1936——），美国物理学家。生于密执安州安阿伯。196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9年后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能物理学研究。1974年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实验中发现新粒子（J/ψ粒子），并导致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新粒子的发现，使粒子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于1976年与里克特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囚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