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朔《知道分子》有感
当我写下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严谨的标题后，我内心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的初衷只是写点东西，在看完他这本书之后做一些感性的表达，一些试图理性地分析，想定性为随笔又不甘，因为有些路虽然远，还是要不时强迫自己先上路再说的。
看完简单拍了一些照片，用以冲击可能造成的视觉枯燥。
这本书前后花五天读完的，这五天间隔时间也不远，在一礼拜之内，却不是自然的礼拜。感觉很欣慰，因为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过五天读一本书的记录。想到我从一开始读书可能都没有过这样的记录，而且所读之书又屈指可数，我又感到无比惭愧了。
从好奇心开始，强迫自己买了王朔的书，并下了很大决心开始读的。很庆幸自己这一伟大壮举，让我有幸读到这么好的作品，尽管我买的可能是盗版书。
这是我第一次读王朔的书，所以这本《知道分子》也就是我读他的第一本书了。我想我会尽快把他其他的书一并读了，这样我对他的了解就会更全面一些，吸收也会更丰盛一些。
从一开始强迫自己读，到看王朔的文字上瘾，是不知不觉中过渡的，这种感觉很微妙，像是有回甘的红酒，让人不自恋地回味，然后再习惯性地品尝下一口。
读这本书，就像在听一个相识多年的老友侃侃而谈，他的幽默建立在他不吐不快地表达上，他的讽刺甚至谩骂也仅仅是他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就是让你先排除对他做作的偏见，然后顺其自然地看到他的真诚。
这本书不是一本小说。如果非要定性，我想它是散文性质的文集，看似凌乱，其实有简单的归纳。比如《我看金庸》、《我看老舍》，还有好几篇他对名作家的看法都集中在一块的。
有一章他提到了席慕容和三毛，让我欣喜若狂。没想到自己喜欢的作家能出现在他的文章中，还能看到他的看起来很中肯的看法，属实有种赚到了的感觉。王朔非常不客气地表达了席慕容跟三毛作品上立意不深的看法，同时也站在女性作家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席慕容主要是写诗的，她其实有很多诗句是颇有人生哲理的，只不过多以抒情为主。比如“今生我只是一名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我曾一度非常喜欢席慕容，甚至曾有个很迫切的想法，就是有生之年想见她一面，她是我至今非常崇拜的诗人。三毛是写游记出名的作家。曾经看《撒哈拉的故事》倍受感动，尤其有一章讲到三毛和荷西晚上开车出去玩，荷西担心车子开不过去就下车步行试探路面，结果不小心深陷泥淖之中，三毛着急地“荷西”“荷西”地叫着，最后把车轮胎卸了，把自己身上衣服脱了系一起才把荷西救上来。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看这章的时候，看到三毛一边嘱咐荷西不要动，一边着急忙慌去找人援助的时候，我的眼泪下来的猝不及防，完全模糊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休息了一会才接着看，没看完的时候我以为荷西要死在那里了，那个结果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三毛出去一会想到等她叫来救援荷西肯定就已经陷下去死了，所以她才赶紧回来独自救了荷西。三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似乎跑题有点
多，也是情难自禁了吧。
这本书，王朔讲到了他对电影、电视剧的很多看法，讲到了很多影视界的内幕，见解独到，让人读了有种拓宽视野的新鲜感，也在猎奇之外给人更多思考。
如果可能，我想一口气把王朔的作品全部读完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想表达的却已经表达完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鸦片》的读书笔记
五十年前，在经受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后，雷蒙.阿隆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对于阿隆个人，这是一本有着特别意义的书：“我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错觉，即《知识分子的鸦片》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我对这本书受到的攻击几乎满不在乎。我走出了黑暗，或许我终将与生活和解。”然而，在与生活和解的同时，阿隆却不得不面对法国知识界的挞伐。左派知识分子如其一贯表现的那样，毫不吝啬地在阿隆身上大量消费着“叛徒”、“小丑”之类词语，以自身的癫狂表现，给阿隆的书作了最好的注脚。
由写作背景观之，《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具有论战的性质，但与阿隆的其它著作一样，它始终围绕着其关心的历史和哲学问题。弗朗索瓦?菲雷称它“既是战斗的书，又是哲学著作”。全书九章，而为后来者所津津乐道的“鸦片”一词，直至第八章行将结束时才出现：“革命为他提供了麻醉自己的鸦片”。在我看来，虽然更切合书名的乃最后三章，但书的核心部分应该是第二编，即论述历史的三章。正是在这部分内容里，阿隆揭示了“鸦片”的生产机制，以及知识分子嗜吸 “鸦片”的深层原因，而这些都与一种无视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决定论有关。法国的那些“同路人”，皆醉心于历史的终极意义，却无法对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作出正确判断。
阿隆在七十年代初，于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就历史解释问题讲到过亨佩尔－德莱大论战。亨佩尔认为，解释一事件，惟在其前件与后件的关系可用一个普通命题推导出来时，此解释才是科学解释。德莱则认为解释必须参考人类的动机与意图，故历史解释不同于科学解释。阿隆更倾向于德莱的观点，并认为对历史的感知具有多相性。如果仅仅如此，阿隆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也无甚差别了。后者对意志优先的坚持，同样能够得出历史感知具有多相性的结论。阿隆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认为历史是一种叙事，它可以为人们所随意解释”，历史认识依旧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总体事实所限定，虽然这种限定不能够将历史导向惟一的目标。而持此类观点的人从认识的相对性出发，却又将历史综合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综合不建立于事实之上，倚靠的是主观愿望，从而具有信仰的性质。这种对整体世界的无条件信仰——意识形态——便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对于意识形态，阿隆有过专门的解释：“不是指随便哪个思想，哪个思想和价值观的总合，而是指所谓整体阐释历史世界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形式。” 萨特等人为克服存在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中，意志自由与历史规律间的矛盾，借革命、阶级斗争之类概念以断言取代事实，为追求一种哲学上的永恒而丧失政治判断力，并无视现实中自由的沦陷，以历史的名义为极权主义辩护。然而，阿隆却通过历史经验揭穿了左派、革命、无产阶级之类概念的神话，这些让知识分子血压升高的词语并不具恒定的本质。比照国内就革命话语展开的一些论争，双方往往纠缠于空洞的革命话语，却不去揭示隐藏在革命背后，真正有讨论价值的东西，就知道此类论争是多么不着边际。
一旦吸食了意识形态的鸦片，对未来的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压缩，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常识，或者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就是丧失了“现实感”。同伯林一样，阿隆既用价值多元为自由留出余地，又不放弃人类生活中的共享价值，并反对将习俗性的东西上升到哲学和普遍真理的高度。“我们在判定一种社会秩序时，必须以价值的多元性为基础。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并不要求人们作出根本选择。人们放弃具有充分的多样性的习俗，同时为了理想去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而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就处在这两者之间。”
阿隆以“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作为全书结语，通过这个问号，我们或许也能够看出他的审慎。阿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影响深远，使该主题得到多次阐发。丹尼尔?贝尔将自己的著作直接命名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以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李普塞特甚至和阿隆一样，用“意识形态终结了吗？”来结束他那本《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并同样有所斩获——普利策奖。
知识分子要戒除意识形态的鸦片，并不容易。要保持理智的清明，健全的政治判断力，更是难于上青天.
附录:原书 的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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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论》（[美国] 爱德华·W·萨义德）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4QZe4uctbWIU6yczUDJ5w 提取码：vb71 书名：知识分子论作者：[美国] 爱德华·W·萨义德译者：单德兴豆瓣评分：8.6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05-12-1页数：156内容简介：本书为萨义德总结近年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作的系列反思。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备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作者简介：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教育，50年代赴美国就学，取得哈佛大学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迄今，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萨义德著作等身，其中以《东方学》（Orientalism，1978）闻名遐迩，成为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辩论的先锋。20年来，萨义德著述不辍，焦点扩及政治观察、文化批判，甚至音乐述评等范畴。与此同时他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其学术建树和政治参与都很引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