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的个人轶事
1935年,19岁的芬娜是一名苏联共青团团员,嫁给了25岁的作为苏共候补党员的中国青年尼古拉(蒋经国),开启了一段传奇的异国婚姻。芬娜当时不知道她所托付终身的中国青年(蒋经国)有着庞大权势的家庭背景。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同事的眼中,尼古拉和芬娜不过是一对平凡快乐的新婚夫妇。 由于蒋经国身份特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动荡不定,所以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俩的生活时好时坏。1936年蒋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苏共中央通知乌拉尔党委会撤除蒋经国的副厂长和《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并且取消他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刚结婚而且有了儿子的蒋经国失去了工作,生活顿时成了问题。这段艰苦的日子一共维持了6个月,一家三口只有依赖蒋方良在工厂做工的微薄工资过活。蒋经国被革职时,正好是蒋介石调派大军准备对陕北红军展开最后攻击的一刻。不过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后,国共关系好转,中国内部矛盾整合完成,开始集中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此时,蒋经国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斯大林,要求立刻返回中国,没想到一周后便获得批准。1937年,蒋方良和蒋经国抱着儿子回到浙江溪口,拜见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此时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方良,即端庄友孝的意思,生活作风跟着调整。毛福梅为儿子和媳妇补办了中国婚礼,穿上旗袍的蒋方良从此不再是活泼多言的俄罗斯少女,而是克勤持家的中国媳妇,学习中文,学讲宁波话,伺候婆婆。 1949年跟着丈夫迁到台湾,成了台湾最有权势男人背后不现身影的女人。多年来,尽管蒋经国地位显赫,其仍甘为平凡之家庭主妇,从不介入政治,亦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深受台湾舆论界称道。
蒋介石的苏联儿媳蒋方良为何要裸奔?真相是什么?
蒋方良是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的苏联媳妇,蒋方良只是这位苏联媳妇的中国名,原名叫做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这8年里,蒋经国的行踪就是个迷团,蒋方良作为一个外国老婆完全不知道自己心爱丈夫的行踪,而蒋经国也吃定蒋方良那他没有办法。然而就是这样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淘,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入台以后,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更严重的时候,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蒋方良的蒋家的女人
蒋家的女人大多长寿,宋美龄过世时已年逾百岁,蒋方良也年近九十高龄;但蒋家的男人却相反,蒋介石和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早已先后过世。而他的4个孙子蒋孝文、蒋孝慈、蒋孝武、蒋孝勇,蒋家第三代的4个男人都已先后去世。 如今蒋家的男人,只有蒋经国次子蒋孝严(蒋经国与侧室章亚若子)和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以及作为蒋家第四代的蒋孝严的一个儿子、蒋孝慈的一个儿子、蒋孝武的一个儿子、蒋孝勇的3个儿子了。在女眷中,除了蒋方良外,蒋纬国夫人丘如雪也已80有余;第三代还有蒋孝章(蒋经国独女)、徐乃锦(蒋孝文夫人)、黄美伦(蒋孝严夫人)、赵申德(蒋孝慈夫人)、蔡惠媚(蒋孝武夫人)、方智怡(蒋孝勇夫人)。也就是说,蒋家第二和第三代的8位女人仍都在世,不过其中6位寡居。蒋方良虽是一位没有声音的蒋家遗孀,但她面对人生逆境表现出的坚强和毅力,却是蒋家的儿孙们的表率,更是蒋家六位遗孀的精神支柱。 她和蒋经国是在苏联认识的,那时的蒋经国正在莫斯科留学。二人在婚后先后生下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三男一女,全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台湾。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直到发现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三个儿子也相继去世。接连不断受到打击,蒋方良过着孤寂的晚年。蒋方良行事低调,深居简出。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不外乎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访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迎送宾客和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和蒋经国总是一道去投票。蒋经国于1925年底,也就是他刚满16岁的时候,由蒋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学。没想到蒋经国这一去几乎回不了中国,且差不多要了命。但蒋经国在苏联幸运地遇到了蒋方良女士,结为异国鸳鸯,而蒋方良也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1931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不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蒋经国被送到农村体验生活。这对蒋经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后,蒋经国又到工厂去工作。在工厂里,蒋经国节节高升,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事业得意,并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慧眼独具,看上了蒋经国。芬娜是个孤儿,金发蓝眼,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蒋经国卧病,她悉心奉侍汤药,情意绵绵。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蒋方良的,当时蒋方良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蒋方良的经过,台湾曾流传了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故事说,在蒋经国派到那家工厂做工的时候,有一晚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蒋方良。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同年12月,生下长子爱伦,中文名字蒋孝文;1938年, 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章。蒋经国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蒋经国于1937年4月,从苏联带着妻子蒋方良回国,手上还抱着他们的爱情结晶,总计前后在苏联住了将近13年。出去的时候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少年,回来的时候却已偕妻抱子,能不感慨万千?他和蒋介石久违已12载,临别前,蒋介石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他写的公开信对蒋介石批评指责,倍感不安,一旦见面,如何解释?而且他和蒋方良的婚姻,这位洋媳妇,他的父母能看得惯吗?蒋经国感慨万千,于1937年3月25日踏上归途。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对着这位红眉毛、蓝眼睛、高鼻梁的媳妇感到很奇怪。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却使她爱不释手。这位洋媳妇穿起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起宁波话来了。蒋介石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目的。溪口非常安静,可以让蒋经国从容不迫地修身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能有失夫得子的慰藉。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俄罗斯媳妇,起先心中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毛氏觉得称小辈娘啊娘的,是个罪过,于是给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蒋经国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供小两口居住。1939年,蒋经国被派到江西南部当赣南专员,从事他第一次的公职生涯。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主妇的生活。她起先不会说中国话,蒋经国临走时,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不教她有浓重口音的浙江官话,她在1年后就可以很顺畅地用国语和人交谈。平时蒋经国在家的时候,他们就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子女中,除了独生女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3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蒋方良初到中国,比较不习惯的是饮食,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奶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蒋方良到中国后,真正与蒋经国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家团圆的时间才比较多。1945年,生次男(蒋经国四子)蒋孝武,隔了三年,生三男(蒋经国五子)蒋孝勇。在4个儿女中,蒋孝章最体贴懂事,平常在家里也很乖巧听话,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最受祖父母的钟爱。1945年,她们举家来到上海郊外,这时蒋经国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很少在家。1949年到台湾初期,蒋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差不多在长安东路附近的巷子里,那里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环境又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西伯利亚,一年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温度在5℃以下。冬天气温平均都在零下4、5℃。初到中国的时候,江苏、浙江都属温带,她已觉得有些不习惯,但总比较暖和一点,夏天也不至于太热,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四季不分,夏天热到30℃,这是她难以想像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不用说有冷气机了。那几年她确实相当不习惯台湾的气候。在台湾30多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蒋经国的事业也一帆风顺,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兴趣不大,自从与蒋经国结合后,心力都投注到子女身上。她的几个儿女都没让她失望,只有蒋孝文后来长期染病,比较让她伤心。据传闻,蒋方良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偶尔会找一些朋友在外打小牌。因为她的形象特殊,加上个性使然,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在称谓方面,蒋方良不习惯被称为蒋夫人,即便是后来宋美龄离台赴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她贵为“第一夫人”时,她还是坚持不要称呼她为蒋夫人。蒋方良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中国,她的心境如何呢?其对家乡的感情又如何呢?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在抗战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她生下独生女孝章不久,她曾独自返回故乡一次。随后到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回去了一趟,这次是带着蒋孝文、蒋孝章同行,蒋经国还派了两位贴身侍卫同行。到台湾后,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据传说,1968年6月,蒋方良按捺不住思乡心切,再次返回苏联探望家乡的亲人。蒋方良在家乡停留一个星期后,终于挥别黄昏的故乡———俄罗斯大草原,搭机按原来的路线返回台北。1988年蒋经国病逝,这对有着五十多年夫妻情分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蒋经国的房间里摸摸丈夫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蒋经国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丈夫的遗容。一年后,当她还未从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就又接连不断地遭到丧子的剧痛。长子蒋孝文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对蒋方良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雳。1991年5月,四子蒋孝武为了照顾母亲方便,请辞所谓“驻日代表”,返回台北任公司董事长,这令蒋方良特别高兴。谁料想,距此不到两个月,蒋孝武却因急性心脏衰竭突然病逝于台北。次子的死对于蒋方良来说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她赶到医院抚尸痛哭。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上苍对她的爱子为何这样残酷。次子走时年仅46岁!然而,悲剧并未结束,1996年,她又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他也只有48岁。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蒋方良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域,惟有她守着与蒋经国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在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中过着孤寂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