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人间沉思录》
这本人间沉思录，包括了“人物春秋”“社会图景”和“家国情怀”三个部分。
在“家国情怀”部分，季羡林先生提到了很多对我非常有启发的观点，例1：中华民族因为爱好和平成性，才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在北方修筑了万里长城，成为世界上的奇迹。例2：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恶性膨胀逐渐形成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的要求，也就是所谓“征服自然”的做法，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3：过去谈节俭是对个人，对自己的家庭而言，而我现在讲的节俭是对人类而言的，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生活日用资料，毕竟不是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社会图景”部分，季羡林对很多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我是非常赞同和欣赏的，例如：吃饭穿衣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穿衣；对待人生的态度应该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活下来，寻找并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给“拆”字亮红灯，尽可能保留古迹等。
在“人物春秋”部分，季羡林先生回忆了与很多老师朋友的故事：西谛先生、朱光潜先生、老舍先生、胡适、梁实秋先生、傅斯年先生、张岱年先生、沈从文先生、汤用彤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培源先生、董秋芳先生、胡也频先生、钟敬文先生、臧克家先生、赵朴老先生......怎么样？是不是看这些名字，就很想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这里只能是列举很少几个例子，但却是足以能证明，读这些文章能读到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当时朱光潜（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只教文艺心理学，季羡林先生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后来两个人都被关进了牛棚，孟实先生在那种阴森的环境中还在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
例如季羡林先生与老舍先生交往中两件小事也颇为有趣：一件是老舍先生这样一位老北京请大家吃饭，是去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另外一件是老舍先生替他付了理发的钱。
例如讲到叶公超教学法非常独特，用的课本是英文版《傲慢与偏见》，几乎从来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
通过读这本书，我对季羡林先生有了了解，知道了老先生心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有着忧国忧民的情结，同时，他这样评价他自己的写作：“我写东西，不会有大话，套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能讲真话，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呀！
同时，季羡林先生的文笔非常幽默，他经常能巧妙地改编古诗词，达到一种描述现实的效果，例如：“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人生九十今不稀。”“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等。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老师董秋芳”一文中，对好文章的要求归纳了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谋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
这本书中，篇篇文章都是按照这三条来写作的，是非常值得阅读的一套书。
最后，感谢本套丛书的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感谢丛书的策划人崔岱远老师。
季羡林生命沉思录（生命沉思录------季羡林）
每个人都会去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会看出：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摘自：2020年01月10日《广州日报》
如何评价季羡林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
名人对季羡林的评价
实际来说没有名人对季羡林的评价，以下的资料可以参考参考，不好意思。
季羡林(1911- )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
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季羡林
季羡林（1911～ ）著名学者，一级教授。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人。 1930年考取北京国立清华人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同年秋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专修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 1940年获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4年后改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多次被推选为中国南亚学会、中
中国印度文学会、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季羡林教授主要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以及印度史、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吐火罗文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中国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整理与研究、吐火罗文残卷译释、印度文学史、。印度佛教语言及历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糖史及东方文学史等。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一59印度民族起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入《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入《大唐西域记校注》（与他人合作）等。主要翻译作品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入《罗摩衍那》、《家匿中的泰戈尔》、《大唐西域记今译》（合译）等。此外，近年来还发表了《印度文学在中国》、《关于大乘上座部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敦煌残卷》、《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入《商人与佛教》、”摩奴法论”汉译本序入《以文会房一记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及蚁蛙国际诗歌节》、《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一）提婆达罗问题》、《um问题－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例证》、《中印智慧的汇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等论文。
季羡林，1911年出生。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 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 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 ”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