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9、10月间，一位世交长辈从台湾回大陆祭祖省亲，途经上海到家中作客，在餐桌上谈及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状况：“在台湾，蒋中正逢年过节念文告，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一定是用宁波官话把中间那个‘泽’念成重音，结果听上去就成了‘毛贼东’。”随即他问道：“听说毛先生在大陆讲到蒋介石三个字时，是用湖南话说成‘蒋该死’的，是这样的吗？”无人应答，但报之以大笑。
的确，两大政治集团的领袖互视对方为仇雠，如果提到对方姓名时真有点“污名化”的小动作，也不足为怪。比这更严重的将政敌“妖魔化”的事例，在那个政治上二元对立、不共戴天的时代不胜枚举，不仅仅体现于政治宣示和立场定位，而且普遍渗入有关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自香港作家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 《金陵春梦》，便是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完成“妖魔化”塑造且风靡一时的登峰之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若论中国大陆最有吸引力的文学读物，唐人的这部 《金陵春梦》 绝对名列前茅，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是一个长时期里描写“蒋家王朝”从兴盛、衰竭到迁台的唯一作品，还因为属于“内部发行”，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才可购买，无疑具有稀缺性和神秘性。那时候，谁能有本事觅得此书一阅，在周遭书友中足以夸耀一番。该书作者唐人，尽管身处香港，但在内地的名气之响，实不亚于有“八亿人民一作家”之称的浩然。如今回首，像我这一代人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读，正是始于这部作品，而刻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其第一集对所谓“郑三发子”的描述。
《郑三发子》 作为该书起首第一集，向读者详尽地揭开了蒋中正的身世之谜：原来，他贵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华民国总统，本不姓蒋而姓郑，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 （今许昌市） 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到浙江奉化溪口时带来的，原名郑三发子。经此披露，其领袖群伦的“帝王”之气荡然无存！在旧时代，像这样寡妇再醮，叫做“二婚头”，而其与前夫所生子女带到后夫家去抚养，江南一带俗称“拖油瓶”。通常，负担养“油瓶”之责的男子会被当作笑柄，而直接带“拖油瓶”过来的妇女则受人奚落，其子女更是极不体面，往往一辈子遭轻蔑，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既是低下的“拖油瓶”出身，那么其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流氓行为以及严重的人格缺陷，逻辑上便不为无因。由于唐人写来妙笔生花，头头是道，这个人物出身的前置，就为一般的读者视若信史且恍悟而不疑。
那么，唐人何以会用“郑三发子”演绎出整整一集的故事呢？换句话说，其所据为何？他在1980年第一期香港 《开卷》 杂志发表 《关于〈金陵春梦〉及其它》 一文，首度言之凿凿，向公众解开了这个谜底：“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唐人说，正是在“八行笺”的基础上，根据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以及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其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他才深信这位侍卫官所述，而且确定此人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他还说，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他这样解释，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中一切皆有所本，无一处无来历，信以为真而无从置疑了。
诚如罗孚先生所言，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传闻“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而且并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抗战时期，确实有过一个名叫郑绍发的人，从河南跑到“陪都”重庆，要认已贵为委员长的胞弟。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中详述了这个有点离奇的故事，说结果蒋没有接见此人，而是让军统局局长戴笠把他囚禁起来，沈当时奉命带一个裁缝去给他量尺寸做衣裳，发现其面貌同蒋介石一模一样，不过口音不同。不久，郑绍发又被关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还把他在河南老家的家人接去，在监狱内专门造了几间房子作长期囚禁，但待遇较好，行动也有一定的自由。抗战胜利后，沈又奉命处理此事，释放时给了郑数千元法币，命他回去后不准再说是蒋的哥哥，否则严办，云云。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桩涉及蒋介石的认亲故事成为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外界不明真相也无从辨析，有人不信，也有人信，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唐人本人生前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杨奇在前文中说：“可是，到了1978年我奉调到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新华社担任宣传部长时，严庆澍还未对 《金陵春梦》 进行修补工程，只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差错。”他改正的“一些明显的差错”中，并不包括有关“郑三发子”的描述。事实上，他对此不但没有修改的打算，而且还做了如今看来有点迹近荒唐的自辩。1981年11月7日，亦即病逝前不久，他在为北京出版社在大陆正式出版 《金陵春梦》 而撰写“作者自序”时，复述了上述有关郑三发子的资料来历，并对几份杂志上表示异议的文章进行驳斥，特地申明：“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他还说：“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很明显，这些辩解并不能消除各方对“郑三发子”一说的质疑。唐人又举 《河南文史资料》 刊发文章为例，认为这“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可见，在当时基本可以定论的情况下，这位作家没有也不准备放弃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郑三发子”之说。相比之下，冯英子晚年对友人表示，他当年道听途说而写的那篇文章看来是“厚诬古人”，表现了服膺真相、坦承错误的勇气。虽然唐人再三申明其写作“绝非为反蒋而反蒋”，但从冯英子忆述的事情经过可知，依据传闻确定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是极为轻率而有害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蒋介石“妖魔化”的做法，无疑是出于与敌对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国、共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而读者的历史观也较为客观平实之际，会否“觉今是而昨非”摒弃陈见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